2020年，一通从德国打来的求助电话，穿越千山万水，抵达了中国驻德使馆。
电话那头，一个声音带着些许颤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是拉贝的孙子。”
这一句简单的自我介绍，直接让人回想了往事，也想起了那个在南京血雨腥风中挺身而出、救下25万中国生命的德国人约翰·拉贝。
那么，约翰·拉贝是如何救下25万国人的？我国又如何回应拉贝孙子的请求？
东方情结1882年，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市。
拉贝的父亲是艘货船的船长，长年奔波于世界各地，见识广博，每次归航，他都会带回一些稀奇古怪的异国之物，瓷器、丝绸、香料，摆满了家中那张长长的橡木桌。
有时，父亲也会抱着小拉贝，细细讲述那些航海途中见闻的奇异故事，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绚丽描绘，总让拉贝听得目不转睛。
就这样，拉贝心中也悄然种下了一颗叫作“中国”的种子。
但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拉贝的父亲在一次归航途中突发热带疾病去世了，家庭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能靠缝纫零工维持生活，拉贝也被迫辍学，早早投身社会。
初入职场的拉贝，先是在小商行打杂，后来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被一家英国出口公司相中，远赴非洲莫桑比克工作。
即便身处异乡，他也没有忘记那份对东方的向往，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翻阅一本又一本介绍中国的旧书，或是攥着父亲遗留的航海日志出神。
几年后，因母亲年事已高且孤身一人，拉贝毅然辞去工作，带着心爱的未婚妻多拉回到了汉堡。
他用微薄的积蓄为母亲买了一套小公寓，陪伴她走完了晚年，但母亲去世后的空房间，却让拉贝深感寂寞与失落。
那个被压抑许久的梦想，也在悲痛中复苏，于是，他与多拉一番商量后，终于下定决心：启程前往中国。
数月后，拉贝携妻乘船离开欧洲，而他对北京的初印象，既震撼又陌生。
街道上，人力车叮叮作响，叫卖声此起彼伏，空气中混杂着香料和煤炭的味道，拉贝穿梭在胡同巷陌之间，目不暇接地记录每一处细节。
也正是这段时间，拉贝养成了每日写日记的习惯，他用德语记录所见所闻，有时夹杂着几句蹩脚的中文。
之后，随着工作的调动，拉贝被西门子公司派驻南京分部任职，而在那里，他书写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一面旗帜的守护1937年冬的一天，约翰·拉贝坐在南京分公司二楼的小阳台上，听着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爆炸声忧虑不已。
彼时，南京的外国侨民已经撤走大半，街头巷尾挤满了衣衫褴褛的难民，他们神情惶恐，怀抱着哭泣的孩子，蜷缩在破旧的墙角，像一群无家可归的羔羊。
而拉贝，这个德国商人，望着这片即将沦为地狱的土地，却想留下来，做点什么。
于是，在其他外国人急匆匆收拾行囊、逃离战火时，拉贝却开始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士，商议着一件几乎疯狂的事情。
在这片即将血流成河的城市中，划出一块安全的净土，为无辜者守住一线生机。
安全区，就这样诞生了，拉贝提出用自己纳粹党的身份作为护身符——虽然对纳粹的理念所知甚少，但他明白，在当时，德国与日本是盟友，或许这面血红的党旗，能在关键时刻拯救性命。
他亲自设计方案，在南京城区划定了多个避难区域，每一块安全区外墙上，都高高挂起纳粹党旗，鲜艳刺眼，昭示着这里属于德国人的庇护所。
他还在自家的庭院里，紧急修建了防空洞，用沙袋和木板加固，入口处悬挂着大大的党徽，吓阻着来犯的侵略者。
随着日军的逼近，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这些安全区，起初是三三两两的家庭，随后是成群结队的难民。
拉贝几乎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亲自组织发放食物、安排住宿，哪怕是最简陋的一席之地，也要让每一位流离失所的人有一个栖身之所。
粮食紧缺时，他冒着被捕的危险，穿梭在炮火中的街道，为难民们采购大米和面粉。
有时，他还要面对日军无理的搜查与威胁，每当这时，拉贝就冷静地挺起胸膛，亮出纳粹党副部长的身份，用一口流利的德语与日军交涉。
多数时候，日军士兵忌惮他的身份，不敢妄动，但也有例外，个别士兵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安全区，肆意劫掠、施暴。
每当得知有难民受害，拉贝总是怒不可遏，拎着手杖直奔日军司令部，当众质问那些高高在上的军官。
在拉贝和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努力下，短短几周内，南京城内建立起25个难民收容所，接纳了超过25万名难民。
而在收容所里度过黑夜25万人，也都将这份无声的守护深深铭刻在心。
值得一提的是，夜晚，拉贝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防空洞口，手中捧着破旧的笔记本，借着昏黄的油灯，一笔一画地记录着每一场冲突、每一次谈判、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生命。
他知道，这些见证，将成为揭露侵略者罪行的重要证据，也将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
归国抗争1938年初春，拉贝不得不离开了，德国政府以“私人安全”为由，强令拉贝回国。
但回去后，拉贝依旧做了很多，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只沉甸甸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日记、照片和视频胶片——每一张泛黄的纸张上，都记录着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他把这段经历整理成了一份又一份详细的报告，然后，拉贝拿起笔，郑重地在信纸上写下收信人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信的内容情真意切，措辞恳切，他在信中描述了南京人民的苦难，控诉了日军的暴行，请求德国政府施以援手，劝说日本停止侵略。
可是，这些文字，最终都如泥牛入海，拉贝没有就此沉默，他走上了柏林的大街，站在人群熙攘的广场上，拿着扩音喇叭，向来往的市民讲述南京的真相。
他不仅在广场上演讲，还印制了大量传单，把亲眼所见的暴行公之于众，这些印着血迹斑斑的图片和文字，被秘密夹在报纸中，悄悄传递到民众手中。
很快，盖世太保注意到了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天深夜，数名身着黑衣的特务闯入了拉贝位于郊区的住所，没有任何审讯，没有解释，拉贝就这样被扣押了。
昏暗的牢房里，潮湿而阴冷，拉贝独自蜷缩在角落没有哭泣，也没有屈服，只是紧紧抱着怀里的日记本，像抱着最后一块信仰的浮木。
几天后，得益于一些旧识的营救——这些人中有人曾经受过拉贝父亲在海外经商时的恩惠——他得以被暂时释放，但条件是不得再公开谈论南京之事。
走出监狱后，拉贝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打零工，偶尔在街头为小工厂修理电器，有时在咖啡馆里担任临时账房。
尽管如此，每当夜幕降临，他仍坚持坐在破旧的写字台前，继续完善自己的记录。
他明白，哪怕自己这一生将因此陷入困顿，也必须为那些死去的南京人留下一份可以流传后世的证词。
命运并未完全抛弃这位老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家小型报社注意到了拉贝的事迹，他们在角落里刊登了一篇不起眼的报道，讲述了这位“救人英雄”的悲惨遭遇。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在华人社区引发了巨大的震动，那些曾在南京被拉贝保护过的人，或他们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
有人寄来食物，有人寄来药品，还有人写信感谢他当年的无畏。
但拉贝拒绝了大部分捐助，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善行与金钱挂钩，他所期待的，仅仅是一个公正的评价和一个对真相的承认。
1950年，拉贝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中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的床头还摆着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南京城每一声哭喊、每一滴血泪。
血脉延续岁月缓缓流逝，时间来到了2020年，这一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打破了德国街头的宁静，但疫情没有挡住那一份延续的感情。
在法兰克福一座老旧的公寓楼里，一个名叫托马斯·拉贝的中年医生，焦急地来回踱步。
他父母卧病在床，医疗资源枯竭，医院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呼吸机和防护装备了绝望之下，他拨通了一个号码——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电话接通后，托马斯颤抖着开口，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求援助，话音刚落，对方便沉默了一瞬，随即郑重地答应了下来。
短短几分钟，一场横跨时空的善意接力，在无声中启动了。
消息被迅速上报到国内，彼时，我国也正经历着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医疗物资极度紧张，每一只口罩、每一套防护服都弥足珍贵。
但在得知求助者的身份后，没有任何犹豫，援助的决定迅速拍板，因为他的祖父——约翰·拉贝，早已在中国人的心中镌刻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很快，一辆辆满载着防护服、口罩、药品的货车，在风雪中疾驰，志愿者们冒着疫情风险，昼夜兼程，将一箱箱沉甸甸的援助物资送往德国各地。
有人驱车上千公里，只为了把一批最急需的物资亲手交到托马斯的手中。
这一切，没有高调宣扬，没有煽情的宣传，只是一种朴素而坚定的行动——因为中国人心里明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种跨越时空的温暖，让托马斯·拉贝潸然泪下。
他曾在访谈中哽咽着说：“我祖父深爱中国，而中国人民也从未忘记他，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份情感是如何穿越历史的。”
在德国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中国的援助也被形容为“及时雨”，而更多了解历史的人，则用更深情的字眼称呼它——“回响的恩典”。
疫情期间，托马斯不仅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医疗物资，还陆续接到许多来自南京市民的慰问信和祝福，他用笨拙的中文，一封封地回信，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与敬意。
另外，托马斯·拉贝还在家中专门腾出一间房，布置成了一个小型展览厅，陈列着祖父留下的遗物、当年南京安全区的照片，还有如今中国援助物资的一部分。
他说：“这不仅是纪念，更是传承，我要让我的孩子，也记住这段历史。”
可以说，这场跨越八十多年的回馈，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人道主义援助，更是一种深沉的人类情感的体现，有些善意，注定穿越风雨，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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