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2日下午，蒋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战败自戕，这个消息被脱逃的第七兵团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报告给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副参谋长文强，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文强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又见到了陈士章，但他们的关系，已经不是“文参座”与“陈军长”的长官与下属关系，而是一同接受学习改造的“同学”了。

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语言犀利甚至有些刁毒的刘安国，历史原型就是文强，至于陈士章是不是陈瑞章的历史原型，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陈士章是1975年在最后一批特赦，特赦后去了美国，“陈瑞章”是不会这么选择的。

按照陈士章的说法，黄百韬之所以用达姆弹把自己的脑袋打出一个大洞，完全是被两个中将兵团司令和一个中将军长坑了，陈士章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他自己没说，但是读者诸君会有怎样的看法，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陈士章并没有看到黄百韬自杀的场景，陈斐看见了并且写了下来，这就是《大兵如市，战血空流·黄百韬及第七兵团的败亡》：“蒋家宣传机器曾不断对黄百韬的‘战绩’大肆吹嘘，黄自杀后又把他吹嘘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跟随黄百韬多年，了解黄百韬及其部队对人民的危害和被歼灭的情况，现经回忆写出，以供参考。”

陈斐、文强、陈士章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黄百韬之败、之死，按照文强的说法，黄第七兵团之所以在碾庄圩被全歼，跟邱清泉李弥的“消极怠工”有关。

据文强回忆，当时他为杜聿明制定的解救黄百韬作战方案，是正面佯攻，然后让邱清泉兵团抽两个军、 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趁着夜色迂回到碾庄圩后面里外夹攻。

杜聿明和刘峙异口同声大叫“好计划，早该如此”，但是接到命令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不干：“我的兵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如果再抽调两个军迂回，恐怕 我的正面不保，一旦敌人从正面突破，徐州也不保！”

杜聿明在电话里碰了邱清泉的硬钉子，就只好再去求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结果李弥打太极：“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 我只有两个军，邱清泉有六个军，他的力量比我大两倍，他为什么不 抽调力量？从我这里调个师，我的力量就更单薄了。”

邱清泉和李弥一向不对付，后来为了争夺空投补给还火并过，文强认为就是因为刘峙杜聿明指挥混乱、李弥邱清泉都想保存实力，这才导致了黄百韬的败亡，他在《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中无奈地回忆：“邱清泉、李弥之间闹得互不相见，李弥兵团的防线被突破，李弥的指挥部完蛋的时候，邱清泉便又大骂起来，李弥只好躲在杜的掩蔽工事中，整天不敢露头。”

文强一言难尽，与杜聿明一起被困在碾庄圩的陈士章更是欲哭无泪——他们还没进入徐州，“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就先在刘峙召开的军长以上的战前会议上，先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苏联搬走沈阳兵工厂机器和用日本关东军四十个师的武器，装备了东北的解放军，炮弹至少有一百二十万发炮弹，这些装备，都可能运到淮海战场！

当时的黄百韬兵团共辖有第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一〇〇等四个军，又临时指挥第四十四军，这点兵力显然不够陈粟大军吃的，所以黄百韬建议：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这是最稳妥的“乌龟战术”。

刘峙喜欢讲“猪论”，对黄百韬的“乌龟战术”也很欣赏，但猪和龟共同的特点就是慢，等刘峙慢腾腾地向老蒋打报告，老蒋慢腾腾地批准，再加上郭汝瑰故意拖延，“全军猬集”的命令传达到第七兵团，黄百韬知道黄花菜已经凉了：“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恐怕撤退不及了。”

黄百韬想不顾一切撒腿就跑，但是“国防部”不让他跑。陈士章回忆：“忽接国防部电令，说第七兵团未过运河，已失相当力量，而且这样凌乱，恐继续西进，被解放军尾追，陷于溃散，故命独断专行，如有必要，在碾庄圩略加整顿，如能击退敌人再走亦可。”

睿智的读者诸君一看这就是郭汝瑰的主意：把黄百韬按在碾庄圩，这样才好一举围歼！

黄百韬不是黄埔出身，还当过张宗昌的旅长，算起来也算半个“奉系”，所以他手下的黄埔五期生、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表示一切都要按“国防部”的命令执行，拒绝跟随黄百韬快速撤退，黄百韬也无可奈何：陈士章的第二十五军在通过运河铁桥的时候被第四十四军非战斗人员的携带的家当堵路，被解放军一通炮火急袭消灭了一半，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师也被解放军苏北部队全歼，剩下的两个建制完整的军，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战斗力极差，只有刘镇湘的第六十四军还勉强有些战斗力，刘镇湘不走，黄百韬也走不了。

黄百韬在上挤下压之中选择了听天由命躺平，陈士章认为是李弥、邱清泉这两个兵团司令和中将军长刘镇湘给坑了，但是黄百韬的死法，却出现了两个版本。

其一是陈斐的亲眼所见：“黄百韬见大势已去，无力再战，掏出手枪欲自尽，其副官樊某手疾眼快将枪夺下。黄并不死心，乘战斗激烈，樊某及卫士暂时离开之机，又用达姆弹自击右太阳穴，将左脑崩陷一个大洞，当即毙命。”

杜聿明得到的报告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化装逃回之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

不管黄百韬是自戕还是被补枪，他都没能活着跟陈士章、王泽浚一起走进战犯管理所，陈士章说黄百韬之死算怪两个司令一个军长，王泽浚却说陈士章也有责任，刘镇湘跟陈士章一样，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王泽浚先是被判处死刑，后来改成死缓，最后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描述了他们互相指责闹出的笑话：“和陈士章同隶属于第七兵团的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告诉我，陈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结果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了第一次逃不了第二次，不过多享几个月的福，又和我们见面了。”

我们细看这几个人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线总指挥杜聿明是中将，副参谋长文强是中将，兵团司令李弥邱清泉黄百韬是中将，第七兵团的军长陈士章、刘镇湘、王泽浚也是中将，这些中将一个锅里搅马勺，谁也不服谁，这仗还怎么打？

陈士章的回忆未必完全准确，所以最后还得有请读者诸君发表高见：在您看来，黄百韬兵败自戕，仅仅是因为李弥邱清泉见死不救、刘镇湘校长违令吗？您对黄百韬的指挥能力，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