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依据国家法律赋予的刑事侦查权与行政强制权，享有‬依法使用武器警械的权力，行使着警察权，对于维护国家政治权威、确保社会安宁与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安民警直面违法犯罪分子及嫌疑人员，展现出强制性与单向性的特征，不受相对人意志左右。作为法律的坚定执行者，公安民警拥有不容置疑的法理型权威，这种权威源自法律，彰显为国家法律权威的具体象征。然而，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警察权威却面临挑战，袭警案件频发，执法过程中的“软性对抗”也日益凸显，据公安部数据显示，2015至2018年间，平均每天就有1.3起袭警事件发生。 进入社会转型期，原有的礼治秩序在多元价值冲击下轰然倒塌，社会逐渐从“熟人社会”迈向“陌生社会”，从“礼治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在往昔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信任与合作的基础，邻里间信息畅通，彼此监督，违规成本高昂，矛盾得以迅速化解。然而，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剧，“陌生社会”降临，熟悉关系被打破，新的信任关系尚未稳固，矛盾逐渐累积，违法犯罪频发。这一变化直接冲击公安机关工作，警察‬工作量激增，邻里、家庭矛盾涌向警方，上访诉求也需应对。为避免矛盾激化，警察‬‬角色悄然转变，成为“和事佬”，虽贴近群众、维护稳定，却也改变了群众认知，弱化了警察权威。 警察的法定职能、实际工作内容及责任范围，在理论上虽看似明晰，但在实践中却常引发困扰。警察作为执法者，其核心在于通过执行、维护和保障法律，确保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然而，警察职能的高度概括性与界限模糊性，导致其任务职责在实践中不断延伸，泛化现象严重。警察‬职能‬泛化现象主要受两方面推动，一是社会管理巨大压力的现实需求，使得警察需面对众多非警务难题；二是权力本身的天然膨胀性，使警察职责范围自动拓展。警察‬职能‬泛化与应然状态脱节，附着了大量非警务功能，严重影响了警察本质职能的实现，引发民众对警察功能的怀疑，反噬了其价值的正当性。 警察‬个体专业素质与‬权力运行不规范，同样是削弱警察权威的消极因素。部分警察素质欠缺，纪律松懈，作风散漫，执法偏激，理念偏差。同时‬，权力运行不规范致使警察形象认可度低，如‬个别警察迷失方向，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抹黑了警察形象。警察的一次不公正或不规范执法，就可能摧毁公民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信任桥梁，对警察的声誉和权威造成极大破坏。警察权力运行不规范，既涉及权力滥用，如自由裁量权和强制措施的滥用，以及违法‬程序规定，也体现在执法行为的不规范上。尽管执法规范化是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执法依据模糊、方式粗暴、对象区别对待、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仍屡见不鲜。 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原则性规定与实际操作间存在显著背离。当前，保障警察执法的法律主要包括《人民警察法》、《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其中对警察执法行为的保护多为原则性表述，且未明确区分警察与其他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对于袭警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明显不足，违法成本较低。实践中‬，暴力袭警者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但实刑率偏低，刑期普遍较短，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有待加强。尽管相关法律对妨害警察执行职务的情形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规定，但社会对此类行为的恶性程度认识不足，法律保护的威慑力明显不足，这也是袭警、阻碍执行公务等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警察权威的核心在于社会公众的心理敬畏感，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赢得民众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之上。然而‬，伴随社会矛盾的多发，为民服务意识弱化、警民关系建设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部分民警因思想误区，片面追求打击犯罪和案件侦破率，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警察为民服务工作出现偏差。同时，警民沟通渠道缺乏、警务活动公开程度低以及信息透明度不高，警察工作难以取信于民。加之公安机关‬对社会舆论的关注、引导和控制能力不足，难以及时高效回应群众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剧了警民之间的心理隔阂。和谐的警民关系一旦受损，警察权威便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维系。 重塑‬公安‬民警‬权威需围绕功能价值认可、法律强制力保障及专业素质提升展开。强化警察价值权威，通过高效打击犯罪、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增强社会公信力和感召力，同时建立警务职能考核标准，加强信息公开，以透明度和可信度赢得民众理解。构建警察法理权威，完善法律保护，加大对阻碍执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保障警察武器警械使用权，确保警察权力处于不可侵犯地位。提升警察魅力权威，警务人员需注重专业素质提高，强化为民服务意识，通过专业规范的执法行为和崇高的职业荣誉感转化为内在优势，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从而全面重塑警察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