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能入主中原靠的是什么呢？强大的蒙古铁骑？先进的武器装备？优秀的作战方式？其实还离不开蒙古早期的镇戍制度。什么是镇戍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蒙古人口较少，而占领的地区较多，就不得不重视地方军权和管理当地投降的异族部队，于是产生了早期的镇戍组织。
1、窝阔台时期镇戍组织的发展
1229年，窝阔台即位，鉴于蒙古军数量减少，难以满足征伐需要，立即着手统一汉军编制，加强与其它各军之间的联系。当时汉军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汉军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包括汉人、乣人、契丹人、女真人等，而狭义上汉军专指长江以北汉族人组成的军队。
太宗元年（1229年）十一月，窝阔台对探马赤军进行编组，重新签军，然后向中原、西域、高丽等地区派出蒙古镇戍军队，各城池内以探马赤镇守，多少不一。自窝阔台时期，签军充当探马赤军，规定严格，此时期探马赤军才真正大规模组建起来，但由于蒙古人多不愿离开草原，长期生活在中原内陆地区执行镇戍任务。
所以，蒙古各部抽调签发兵役时，往往以私属自己的外族奴隶充任，或是犯错误的蒙古人去充当探马赤，因此，造成探马赤军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色目人、蒙古人，又有不少契丹人、汉人、女真人，故而史书有称“探马赤则诸部族也”。由此，探马赤军成为执行镇戍任务的蒙古军队。
窝阔台时期已经使用探马赤军分派各地进行镇戍，巩固新占领地区，各地探马赤军都设置总帅统一来掌管、指挥，授予“兵马都元帅”职务，具有分置镇戍、统帅出兵、指挥作战等权力，听命于被可汗派往某一地区坐镇的蒙古宗王调度。
都元帅一职的出现，打破了蒙古传统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袭官制度模式，前任去职后，一律由蒙古可汗亲自指定继承官，一般不考虑用其亲属继续袭替，而是重新选择具有指挥才能者上任。都元帅大多数出自蒙古可汗亲信的怯薛军组织，以该组织人员出任汗廷重职，自成吉思汗时期确立，由窝阔台具体化，到忽必烈完善扩大。
太宗六年（1234年），金朝灭亡，窝阔台为巩固已占领的金朝旧境，一方面在河南、川陕地区安排探马赤军与汉军一同镇守，组成一道防止南宋北上的防线。一方面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定期组织兵力南下侵入宋境，攻城掠地，滋扰敌方。窝阔台时期的汉军万户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不论是从实力还是从权力方面都要强过成吉思汗时期，太祖时期对汉军基本沿用金代制度，“万户”职品较低，限制很大。
太宗即位后，开始重用汉军力量，将汉军万户的地位提升，用于“以汉制汉”的早期尝试，这个时期设置“汉军万户”是窝阔台对汉军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窝阔台先是在乙丑年分封三个万户，唐长孺、李涵所合撰《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中有详细、严密的论述。此后黄时鉴、王颋、胡小鹏三人各自发布了论文，考证翔实，充分证明了当时三万户为史天泽、刘黑马、石抹也先，这三位万户长是当时汉军中最主要统帅。
直到蒙古灭金后，窝阔台根据占据中原的新形势，又新增四个汉军万户。《元史·刘黑马传》中记载“会增七万户，仍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等次之”。由此可以判断刘黑马、史天泽、严实、石抹也先、重喜都是窝阔台初期的增设的万户。
根据史料，可判断出另外两人是张柔、张荣兄弟。随着战争扩大，太宗还继续设立了其它万户，在《元史·太宗本纪》中记载：“十二年庚子春正月，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此时万户已经增至八个了。
根据《元史·兵志一》中载太宗八年（1236年）七月一条诏令：“燕京路宝州等处，每二十户签军一名，令答不叶儿统领出军。真定、河间、邢州、大名、太原等路，除先签军人外，于断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户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数内，每二十丁起军役名，亦令属答不叶儿领之。”此答不叶儿即使答不己儿，其统领数路签军，人数达三四十万众，可见答不己儿也是增设的万户之一。
在窝阔台时期，汉军万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体制被确立，是蒙古的万户制在中原地区的延伸和扩展，顺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它的民族成分复杂，兵源广泛，军事力量强大，派往各地镇戍，对巩固攻占地区的稳定，做出突出作用。
总的来说，窝阔台在中原设置的镇戍组织，主要是想在灭金后时局不稳下，努力恢复宋金对峙的军事局面，遏止宋军利用蒙金交战的混乱时机，北上收复失地。此时，镇戍各军已有了统一指挥机构和比较稳定的后方支援，使得对宋防线稳固。
2、蒙哥时期镇戍体系的过渡
公元1251年，蒙哥即位，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进驻漠南汉地之后，蒙古统治者刚灭了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占据长江以北广大土地，使得中国北部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忽必烈根据当时环境，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强化军队纪律，保护当地农耕生产和屯田免遭破坏，因而受到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在当时许多文人大夫看来，忽必烈正是这样做出表率，所以纷纷前来投靠。
在此总领漠南期间，他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扩充军备，整编地方的武装力量。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公元1259年七月，元宪宗蒙哥在进攻南宋合州时，病死于钓鱼山，使得蒙古内部的分歧白热化，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一派，与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派，势成水火，两大利益集团摩擦不断，终不得不斥诸武力争夺帝位。
3、忽必烈时期推进地方镇戍的军事背景
宪宗九年（1259），蒙哥病死钓鱼山，忽必烈匆匆北还，当时其军事力量，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东道诸王，如塔察儿、移相哥、忽刺忽儿、爪都等率领的蒙古军、怯薛军、探马赤军；另一种是在北方汉地拉拢、整编的地主武装，像董俊、严实、史天倪等武装头目，忽必烈更多依仗随其南征的汉人世侯军。
忽必烈利用中原地区强大的物质基础，兵强马壮、粮草充盈，逐渐占到优势。当时“哈喇和林之食粮、饮料皆自汉地转运而至，忽必烈合罕乃下令禁绝粮道，其地困于饥馑”。经过四年的斗争，至元元年（1264），阿里不哥屡次大败后，众叛亲离，终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恢复了统一。
忽必烈建元之初，沿袭上代的军事制度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中原背景，军队系统比较繁乱，元代文学家胡祇遹曾这样评论过元朝军制：“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最纷乱者无若军政……内立枢府兵部，无簿籍之可寻，外设行省、统军万户府，无一定之行伍”。中央缺少统一的军事调度，地方镇戍缺乏机构指挥，很不完善，随着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以往的镇戍结构不足以巩固统治。
“蒙古入关，种姓丁口稀少，略地广远，好多地区皆无力镇戍，于是利用在征战中征服的军民，建立了一种梯形的军制”。此时，镇戍在中原的探马赤军已经涣散解体，出现“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的现象，急需新的镇戍军队来维护地方安宁和军事作战需要。
由于忽必烈常年经营中原汉地，远离了蒙古部落势力，当时忽必烈所依仗的军事力量，只有东道诸王和中原汉人地主、世侯的私人武装，这种武装形式有很大局限性，因为东道诸王早已脱离蒙古汗廷，演变成一个松散的同盟组织，凝聚力不够；而中原汉人的地主、世侯武装，很难有效控制，使军令难统一调度，所以忽必烈急须对地方镇戍军进行变革与强化。
忽必烈还意识到目前地方镇戍制中，存在着严重隐患。汉人世侯的存在，对蒙古贵族统治存在着威胁，史载：“潘方侯伯，牙错棋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赋专杀，父死子没，今一再传，年皆未及四十，书传方略，时务情伪，莫不明练，而各握重兵，多者五七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以经观之，其宁甘于束臂坐老岁月志富而已哉？”
由此看出，汉军万户侯的权力过大，子承父业，世袭不断，军政同管，不上缴朝廷税收，而且不尊王法，“尽专兵民之权”，数十年专制一方，形成强大的割据势力，使得元代朝廷对这些汉藩非常顾虑。
中统二年（1261），山东爆发了李璮之乱，一批汉人地主武装谋反，使得忽必烈更下决心，对汉人万户、地方镇戍机构、军事将领权力进行重组，实行民、兵分治，解除部分汉人将领的兵权，取消汉人诸侯的封邑，归还朝廷，并且不再让将领的子孙世袭，稳定了朝廷政权。
而且，随着金朝灭亡，南宋不断作战失败，大批军队、地主武装投降元朝，如何处置这些降军，稳固地方，成为蒙古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忽必烈采用了分散消化的办法，对降军、地主武装进行召编、加封和安置，使得内患局面得到缓解。
4、忽必烈时期地方镇戍体制特点
公元1260年，忽必烈夺取汗位后，即以中统为年号，使蒙古政权开始按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这是他沿着“汉法”的道路前进的重要标志，按中原固有的封建格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其作用彰显忽必烈要入主中原，兼并各族，治理天下的雄心大略。
在忽必烈即位前，蒙古诸汗并不适用年号，忽必烈却来了一次大变革。在这转变统治方式的过程中，却受到很大阻力。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的叛乱，不理会西北藩王的指责，出兵击败海都叛乱，都是对此阻力的清除；随后镇压李璮的叛乱，解除部分汉族地主豪强兵权，避免了北方地区分裂局势，这一系列军事动作中，都有忽必烈深思熟虑的安排，归功于对军事系统的不断完善和改良。
自中统建元后，忽必烈面对复杂的内忧外患，及时调整了军事体系，尤其是对地方镇戍体制，加以完善，设立枢密院，调节中央与地方军政指挥权，从而“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对于完成统一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