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帅里头，郭化若有个“儒将”的称号，这背后的原因是他在打仗那会儿，一直致力于军事教育的研究。但多数人不清楚，1929年他从苏联回来以后，是从一个小小的参谋做起，一步步升为了纵队参谋长、一方面军的参谋处长，还代理过参谋长的位子。

要不是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可能会一直留在军事这行当里。

1931年从前线撤下来后，他就转去搞军事培训了，一直做到抗战结束。本来上面打算让他去东北那边干活，但因为生病这事给耽误了。后来，他就去了华东战场，当了个二级军区的副头头。

6纵那边呢，因为得加强纪律管理，再加上俘虏兵人数不少，所以就让他去当纵队副司令了，主要负责打仗训练，还有管管部队的纪律。这也是华野总部为啥给6纵派了两个副司令的一个原因。

1948年的时候，他的职务从纵队副司令变成了第四纵队的政委，后来又升为了第九兵团的政委。

1949年，9兵团把上海给解放了，那时候他就当上了上海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和政委，还有上海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和政委，一共五个要职压在肩上，忙得他团团转。据他讲，那段日子他天天都得忙到半夜过后才能去睡觉。

1955年，华东军区被拆分成了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那时候，郭化若被安排到了南京军区，担任了副司令的职位，他主要负责的是训练方面的工作。一般来说，在副司令里，能管军队打仗和训练的，位置都比较靠前。那时候，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就只有郭化若和叶飞两个人。叶飞呢，他还兼任着福建省的第一书记，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地方工作上，所以，除了司令和政委，他就是最有分量的那副司令了。

1959年的时候，军区里的副参谋长王德接到了一个通知，说他得离开部队，去地方上工作。他原先的副司令上司站出来为他说话，想让王德继续留在军队里，但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接受。

副参谋长给司令和政委写了张大字报，指出了他们的一些问题。不少人觉得，提意见是可以的，但副参谋长用的方式和态度不太妥当，有点没顾及到领导的尊严。在副参谋长的个人回忆里，他提到跟郭化若工作上挺合得来的，不过跟司令却是经常意见不合，有过不少争辩和冲突。

1959年以后啊，郭化若就不再管训练那块儿了，他的工作有了变动，开始忙着编写军史啥的。虽然头衔还是那个头衔，但干的活儿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他主要抓了《新四军军史》和《华东军区、三野战史》这些项目。另外，他还对自己抗战时注解翻译的《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把它换成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他这辈子过得挺不容易。土地革命刚开始那会儿，他从一方面军的代理参谋长位置上被调走了，还因为被扣上“托派”的帽子，连党籍都给开除了。接下来的八年，他没少遭人白眼。有一回，他委屈地说起自己谈恋爱时，对方一听他不是党员，这事儿就没了下文。毕竟，那时候大家都乐意跟表现好的人打交道。工作上，人家开党组织会议，他只能尴尬地在一旁待着，没法参与。

1938年那事儿被摆平后，一直到1959年，工作都还算顺风顺水。但打那以后，干的活儿就越来越不沾边儿了。特别是从1965年到1973年那阵子，简直就是闲得没事干。直到1973年以后，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才给安排了个军科院副院长的位子。因为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所以就主要负责编编军史啥的。就这样，一直干到1985年，这才算是正式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