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召开得非常匆忙，事后大家都管它叫“上海突击集会”。

会议完事儿后，毛主席又回到了杭州，他住在杭州的刘庄酒店里。

毛主席性格平易近人，对身边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充满敬意，并且十分关心照顾。

这天午后，吃完饭没事，就跟刘庄宾馆的几个服务员聊了聊天，问问她们上班咋样，平时生活过得如何。

从孙丘珍这位服务员那儿，他听到了刘庄宾馆服务员月薪才28元的消息。孙丘珍的老爸是个建筑工人，不幸的是，因为工伤干不了活了。她老妈身体不好，也没啥稳定工作，家里还有个弟弟，因为没钱，连学都上不起。

他关切地询问：“你一个人要养活家里四口人，这日子究竟是怎么维持下来的？”

孙丘珍笑着表示：“就算日子再难熬，也得硬着头皮挺过去。但现在情况好多了，组织挺关心我的，每个月都会给我七八块钱的补助。”

听到孙丘珍说的那些数字，“家里四口人”，“月工资才28块”，“再加上组织给的七八块补助”，毛主席坐不住了，他主动提出要帮忙，说道：“你这么年轻，就要养一家老小，真不容易，我来帮你一把吧。”

孙丘珍赶紧摇手拒绝道：“主席，这可不行，真的不行。我不过是个普通服务员，哪能用您的钱呐！”

毛主席很实在地讲：“我得了不少稿费，这些稿费啊，都是老百姓给的，自然也得用到老百姓身上。你也是咱老百姓的一份子，家里碰到了难处，从这稿费里匀点儿给你应急，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讲完后，他直接跟秘书吩咐道：“从我稿费里拿五百块，帮帮小孙，她一个人管着家，实在是太难了。”

五百块钱，在孙丘珍那会儿，可真算是一大笔钱了。

后来有一天，秘书从毛主席的稿酬里拿出了500块钱，递给了孙丘珍。

孙丘珍此刻心里慌得不行，眼睛热辣辣的，泪水直往上冲。

旁人瞧见了这一幕，心里头都是满满的触动。

朱德和毛主席的工资等级是相同的，都属于最高的行政一级。1955年刚开始实施“四定”制度那会儿，他们的月薪定为594元。

1960年9月26日那会儿，因为国家碰上了经济难关，毛主席就琢磨着要“减工资”。他自个儿先行动起来，把工资降到了三级，也就是404块8毛钱。

他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薪资都被调整到了404.8元这个标准。

在中央的大领导里，朱德和刘少奇两家的孩子最多，需要他们照顾的小辈一大堆，所以生活过得相当拮据。

朱德回到老家时，两手空空，没啥能给乡亲们的。他心里琢磨着，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家的老宅子拿出来，改成个学堂，让孩子们有个读书的地儿。

与朱德、刘少奇等人相比，毛主席的稿费收入确实颇为可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能衣食无忧。

但是，毛主席从来不会拿稿费里的钱来给自己用。

就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

这份稿酬，是党给的，也是人民赋予的，得实实在在用到人民群众中去。

毛主席提到的那笔“巨额稿费”，具体数目是多少呢？

郑长秋是专门管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账目的人，他在2008年时说起过，毛主席的稿费是由他来打理的。到了1976年9月，毛主席离世时，留下的稿费总共有124万人民币。这些钱主要是拿去帮助党外的民主人士和一些特别的花销。

给毛主席当家管了12年事的吴连登清楚地讲，毛主席走后，啥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手头那点积蓄，也就几百块钱。他那本应该属于人民的稿费，全都上交了国家。

毛新宇，作为毛主席的后代，他同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我们家里头，包括我爸我妈，还有两个姑姑她们家，谁都没拿到爷爷的一分钱财产，不过呢，爷爷留给我们的那份精神上的宝贝，我们每个人可都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