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其历史可追溯至鸦片战争前夕。1833年，西方人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领土上首份中文近代报刊。十三行不仅是贸易枢纽，更成为信息传播的前沿阵地。西方人引入的铅字印刷技术，推动了近代印刷业的革新，为报业发展奠定技术基础。此地汇聚的商贸信息与国际视野，使得报刊内容兼具商业实用性与思想启蒙性，例如《广东纪录报》（Canton Register）等外文报刊，虽为殖民者服务，却客观上催生了本土报业的萌芽。

至19世纪末，随着沙面租界的设立，广州报业中心逐渐西移至西关地区。光复中路（旧称第七甫、第八甫）因其毗邻沙面、交通便利，成为报馆与印刷厂的聚集地。据《荔湾区志》记载，清末宣统年间，广州约70份报刊中，30家报馆位于西关；民国时期，西关报馆更达130余家，占全市半数以上。这一区域由此被誉为“报馆街”，成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缩影。

20世纪30年代，光复中路迎来鼎盛时期。短短数百米的街道上，报馆、印刷厂、发行所林立，《七十二行商报》《越华报》《救亡日报》等63家报馆与12家印刷厂在此扎根。每日清晨，运报车穿梭如织，报贩争相取报，纸墨香气弥漫街巷。报业类型多元：

商贸信息类：如《七十二行商报》，以刊登商业广告与市场动态为主，服务本地商贾；

革命思潮类：如《救亡日报》《广东群报》，宣扬抗日救亡与进步思想；

生活大众类：如《越华报》，聚焦市井民生，开创卫生知识与女性议题专栏，成为市民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一时期，光复中路不仅是信息集散地，更成为进步人士的聚集之所。1938年，《救亡日报》因上海沦陷迁至广州，社长郭沫若与总编辑夏衍在周恩来指示下，于长寿东路设立社址。报社汇聚欧阳山、草明、黄新波等文化界精英，他们以笔为剑，在日军轰炸的威胁下坚持发声。夏衍曾回忆：“炸弹落下时，我们仍奔赴现场记录惨状……遍地焦尸，触目惊心。”

这份由国共合办的报纸，凭借广东军政领袖余汉谋的资助，以“无薪水、无稿费”的奉献精神，成为抗战宣传的重要阵地。

光复中路的建筑本身即是历史的见证。街道两侧的旧楼风格混杂，既有西关传统的木趟栊门民居，也有中西合璧的骑楼与装饰艺术风格建筑。例如：

《救亡日报》旧址：灰色三层水泥小楼，一楼发行部、二楼编辑部、三楼宿舍的格局仍可辨识，如今虽变为珠宝店与民居，但满洲窗与圆拱门廊依稀留存往日风貌；

《中央日报》旧址：四层现代主义建筑，曾先后容纳《群声报》《南方日报》等五家报社，其几何纹饰立面与单跑木楼梯彰显民国建筑特色；

《国华报》旧址：门楣上“声日报社”字迹斑驳，其副刊以戏曲评论闻名，甚至首创“黄昏印发明日报纸”的时效模式，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建筑不仅是报业活动的空间载体，更铭刻着郭沫若、茅盾、司徒慧敏等文化名人的足迹。一张1940年代的合影中，廖承志、夏衍、郁风等人立于《救亡日报》宿舍前，神情坚毅，定格了那个战火纷飞却信念不灭的时代。

抗战胜利后，部分报馆虽复刊，但随政局变迁与行业东迁，光复中路的报业盛景逐渐凋零。至1980年代，最后一批报馆撤离，街区转为五金、针车商铺聚集地，唯留门牌与旧址铭牌提示往昔辉煌。

近年来，广州启动“报馆街”修复工程，拟以光复中路为核心，打造近代报业文化体验区。规划包括：

修缮历史建筑：对7处报馆旧址与1处印刷厂旧址进行保护性修复，其中《救亡日报》等标志性建筑将转型为岭南报业文化馆；

活化文化空间：引入媒体产业与公共服务设施，构建“报业文化展示区”“市井邻里社区”“商贸体验区”三大主题板块，重现“一芯五触媒”的街区格局；

挖掘历史叙事：通过街巷命名、数字展陈等方式，还原郭沫若寻址办报、夏衍撰写停刊社论《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等历史场景。

从十三行的“西风东渐”到光复中路的“百家争鸣”，广州始终是中国报业发展的先锋。这条街道不仅见证了技术的革新与思想的激荡，更孕育了一代报人以笔墨唤醒民智、以热血捍卫正义的精神传统。今日，当修复工程为老建筑注入新活力时，那些镌刻于砖石间的报业传奇，将继续诉说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