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晚清思想启蒙与政治革新的重要旗手。在民族危亡与西学东渐的交汇点上，他以“天下为必可为”的信念，架起了传统儒学与近代变革的桥梁，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
一、从经世致用到西学启蒙康有为出生于儒学世家，早年受业于岭南大儒朱次琦，研习宋明理学与经世之学。然而，面对列强入侵与国势衰微，他并未囿于旧学樊笼。1879年游历香港的经历，使其目睹西方治理之效，遂“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882年上海之行，更通过江南制造局译著系统接触西方政治制度与科学思想。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探索，为其后来的变法理论奠定了根基。
在学术创新方面，康氏突破传统考据桎梏，著《新学伪经考》揭示部分儒家经典为后世伪作，又以《孔子改制考》重塑孔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形象。这种对儒学体系的创造性诠释，为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堪称近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二、公车上书：士人阶层的集体觉醒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际，康有为联合十八省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份万言书中，他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大主张，系统规划了“富国、养民、教民”的改革框架。尽管奏折未能直达天听，但此举开创了士人群体以集体行动干预国事的先例，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从书斋走向公共领域的历史转折。
此后三年间，康有为在京沪等地创办强学会，刊行《中外纪闻》《强学报》，构建起维新思想的传播网络。其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虽未突破君主立宪范畴，却为封闭的帝制体系注入了近代政治理念。
三、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理想光芒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康有为获召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提出“变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倡实业”等具体方略。在103天的变法实践中，他推动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废除八股取士、兴办铁路矿务总局等新政，这些举措虽因保守势力反扑而夭折，却为中国近代教育、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值得称道的是，康有为在变法期间展现出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当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时，他虽被迫流亡海外，仍以《大同书》构想“无阶级、无私产”的理想社会，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四、教育革新：万木草堂的精神遗产早在1891年，康有为即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开创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先河。其讲学内容突破四书五经框架，涵盖“中外历史、万国公法、政治沿革”，培养了梁启超、陈千秋等维新人才。教学方式上，他摒弃科举应试教育，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要求学生“日作札记，月必论文”，这种注重思辨与实践的教育模式，堪称近代师范教育的雏形。
在移风易俗方面，康有为1883年即创立“不裹足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反对缠足的社会团体。其主张“凡入会者皆不能裹足”，通过表彰放足女性推动社会观念变革，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进步思想。
五、全球视野：跨文明对话的先驱者流亡期间（1898-1913），康有为足迹遍及五大洲31国，既考察欧美宪政制度，亦探究印度佛学、中东文明。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他对比中西文明特质，提出“物质之学”与“道德之学”的互补论。这种文化比较的视野，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简单二分法，为中华文明转型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考维度。
1904年在美国，他面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力陈废除排华法案之必要；在瑞典沙丘巴登岛建“北海草堂”，将中国园林艺术融入北欧风光。这些跨文化实践，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全球对话的进取姿态。
康有为的一生，恰似晚清社会转型的缩影。从南海书斋到紫禁朝堂，从维新变法到全球行走，他以“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担当，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开辟新路。尽管历史局限使其未能完成“大同”理想，但那些振聋发聩的变法主张、启迪民智的教育实践、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已如星火燎原，为后来的社会变革积蓄了思想动能。正如其自题诗云：“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这位南海先贤的求索精神，至今仍闪耀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