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生于明末乱世。其父屈宜遇虽家道中落，却以“以书为田”为训，将藏书视为家族根基，告诫儿子“吾家可无田，不可无书”。这种对文化的坚守深刻影响了屈大均的成长。16岁时，他考取南明南海县学生员，成为家族复兴的希望。彼时明朝已风雨飘摇，但科举功名仍被视作士人立身之本，屈氏父子沉浸在短暂的“功成名就”中，却未料历史巨变已至。

1646年清军入粤，广州陷落，父亲临终前告诫：“仕则无义”，成为屈大均一生不仕清廷的起点。这种抉择背后，既有儒家“夷夏之辨”的伦理坚守，亦含对恩师陈邦彦的抗清殉国之痛——陈氏于1647年举兵失败被杀，其气节深烙于屈大均心中。家学与师承的双重浸润，塑造了他最初的士人风骨。

面对山河破碎，明遗民群体或殉国、或降清、或逃禅。1650年，21岁的屈大均选择削发为僧，法号今种，居室名“死庵”，既为避祸，亦明“心生于死”之志。此举在当时颇具争议：清廷视逃禅为归顺前兆，而遗民群体中亦有批评者认为此举失节。但屈大均的逃禅实为权宜之计，他直言：“为僧者，剃发之别名也，剃发则降矣”，借佛门保全发肤与气节，成为其抗争的特殊形式。

十年僧侣生涯中，他游历南北，结交顾梦游、钱澄之等遗民志士，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抗清英烈立传。1659年更冒险协助魏耕策划郑成功北伐南京，虽功败垂成，却彰显其“布衣报国”的侠义肝胆。这段经历揭示了他逃禅表象下的炽热家国情怀。

康熙元年（1662），屈大均毅然蓄发还俗，坦言“逃禅流为方术之微，则道统失”。这一转变堪称壮举：逃禅本为明哲保身，而还俗则需直面清廷迫害风险。他批判佛道“失其精义”，主张“禅之精尽在于吾儒”，将文化复兴使命重新扛起。

此后三十年，他潜心著述，编纂《广东文集》《广东新语》，前者保存岭南文献，后者被誉为“广东百科全书”，系统记录天文地理、民俗物产，开地域文化研究先河。尤其《广东新语》突破传统方志局限，详述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肯定粤人开拓精神，展现超前视野。这种从武装抗争到文化坚守的转型，标志着他从遗民志士向文化守护者的升华。

作为“岭南三大家”之首，屈大均的诗歌是其人格的多棱镜。咏物诗中，雁喻飘零遗民（“塞外飘零羽翼孤”），竹比坚贞气节（“劲节凌霄汉”），菊托高洁之志（“傲霜枝挺岁寒心”）。其诗风沉郁雄奇，既承屈原《离骚》的悲怆，又具杜甫的史诗厚度，如《壬戌清明作》痛陈“故国江山徒梦寐”，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悲剧熔铸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岭南风物的歌咏超越传统田园意象，荔枝、龙眼等日常物产被赋予文化象征，暗含对本土文明的自豪。这种文学实践，实为以诗存史、以文续道的文化抗争。

屈大均的一生交织着多重身份：遗民、诗人、学者、侠士。他既有儒家“为生民立道”的担当，又不拘于传统士大夫窠臼——肯定商业文明、重视实证考察，在《广东新语》中详述矿产开发与海外贸易，思想颇具近代性。其人格矛盾性正源于时代剧变：既坚守“夷齐之节”，又与清廷官员保持微妙交往；既批判佛道，又借助僧侣网络传递反清信息。

这种复杂性恰是其人格魅力所在。后世评价中，汪宗衍称其“忽儒、忽释、忽游侠”的复合身份，实为乱世中文化命脉的守护策略。今天广州番禺的屈大均墓、八泉亭等纪念建筑，不仅铭记其抗清事迹，更致敬他对岭南文化的奠基之功。

屈大均的多维人生，本质是儒家士人在鼎革之际的文化突围。从武装抗争到著述立言，从逃禅避世到文化重建，其选择始终围绕两个核心：民族气节的持守与文明传承的使命。这种精神在《广东新语》的编纂中达到统一——通过记录一方风土，保存华夏文明的火种。正如其诗云：“文章自可开天地，忠义终难泯古今”，屈大均以毕生实践证明：文化的生命力，远比王朝更替更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