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荆州军团三万余兵力北攻襄樊，这一决策看似冒险，实则与刘备集团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此前，刘备刚在汉中之战大败曹操，蜀汉势力达到巅峰，诸葛亮《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构想终于进入实操阶段。关羽的目标明确：夺取襄阳、樊城，打通北伐中原的通道。

襄樊地理位置险要，汉水在此交汇，向北可直逼许昌，向东则威胁东吴防线。曹操在此驻守重兵，曹仁、吕常分守樊城、襄阳，形成犄角之势。然而，关羽凭借对荆襄地形的熟悉和精锐水军，以“围城打援”战术迅速切断了襄樊联系，迫使曹仁困守孤城。

战役的转折点出现在八月暴雨时节。汉水暴涨淹没于禁七军营寨，关羽趁机以战船围攻，俘于禁、斩庞德，曹魏三万精锐全军覆没。此战令中原震动，曹操甚至考虑迁都以避锋芒。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政治层面：宛城守将侯音叛乱呼应关羽，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倒戈，曹魏境内“梁郏、陆浑群盗皆受羽印号”。晋史学家陈寿评价“羽威震华夏”，正是因其以偏师撼动曹魏统治根基，展现出罕见的战略威慑力。

正当关羽围困樊城时，东吴吕蒙率军偷袭江陵。这一决策看似短视，实则基于孙权集团长期战略：

地理安全：刘备占据荆州南郡（江陵），使东吴“全据长江”的构想受阻，孙权始终担忧被曹刘夹击。

利益博弈：赤壁之战后，刘备“借荆州”仅得南郡一地，却迟迟不归还，孙刘联盟早已名存实亡。

战术机遇：关羽北伐抽空后方兵力，糜芳、傅士仁因与关羽不和献城投降，吕蒙兵不血刃夺取江陵。

这场背刺直接导致关羽腹背受敌，退守麦城后遭吴军擒杀。荆州六郡尽归东吴，蜀汉失去北伐跳板，《隆中对》彻底破产。

蜀汉由盛转衰：

军事上，荆州军团全军覆没，孟达叛逃致上庸丢失，蜀汉防线收缩至益州。

经济上，丧失荆州富庶之地，税赋锐减，诸葛亮后期北伐常因粮草不足被迫撤军。

战略上，刘备为复仇发动夷陵之战，再度惨败，蜀汉元气大伤。

东吴崛起与局限：

孙权“全据长江”后，依托水军优势巩固江东，229年称帝建立吴国。但北伐淮南屡遭挫败，证明其陆战能力不足，终未能突破曹魏中原防线。

曹魏坐收渔利：

襄樊之战消耗蜀吴精锐，曹操病逝后，曹丕顺利称帝，中原政权趋于稳定。司马懿评此战“使备失其爪牙，权不敢北顾”，曹魏获得战略喘息期。

关羽的失败常被归因于性格缺陷：刚愎致糜芳叛变，傲慢拒孙权联姻，战术上忽视后勤与盟友。但更深层原因在于蜀汉战略失衡——以三州之力对抗曹魏九州，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痛陈“天下有变”的机遇再难重现。

反观东吴，吕蒙“白衣渡江”虽得荆州，却透支了孙刘互信。夷陵战后，吴蜀为抗曹被迫再度结盟，但裂痕始终未弥合，终被司马氏各个击破。

襄樊之战不仅是冷兵器时代水陆协同作战的经典案例，更是政治博弈的缩影。关羽的“威震华夏”如流星划破长空，短暂辉煌后迅速湮灭；孙权的投机取巧虽得实利，却背负千年背盟骂名；曹操集团则凭借雄厚底蕴，在动荡中稳守霸权。历史没有如果，但这场战役留给后世的启示永恒：战略远见与盟友信任，远比一时胜负更具决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