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傍晚，张学良在东北军多位高级军官的陪同下，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从此再未归来。

蒋介石违背承诺，逮捕了张学良，并指示驻扎陕西的中央军进驻潼关，掌控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此外，他下令在开战后的十天内必须夺回西安。国民党政府向东北军提出了两个选择：

张学良的部队被要求从陕西撤离，可以选择前往甘肃驻扎。如果不愿意去甘肃，也可以考虑转移到河南或安徽地区。

蒋介石在西安期间与各方达成的协议内容，与后来提出的两个方案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情况引发了陕西地区军民群体的强烈抵触情绪。由于后续方案违背了先前协商达成的共识，导致当地社会各阶层普遍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方案与承诺之间的不一致，直接触动了陕西军民的切身利益，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

当王以哲得知张学良被软禁的消息时，这位东北军67军的指挥官立即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不仅公开表示反对南京方面的行动，还迅速调动部队，做好军事部署，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

1937年1月5日，他和杨虎城联合向南京政府发了一封电报，公开指责蒋介石背弃之前达成的协议，并揭露其试图引发内战的意图。他们在电报中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张学良，让他返回陕西继续负责重要事务。

就在局势紧张之际，张学良从南京发了两封信给王以哲，信中强调东北军必须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他语气诚恳，表达了对此事的重视。

希望各位兄弟多想想国家利益，尤其是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局势。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甘愿付出一切代价，不必考虑我个人得失。

王以哲收到张学良的来信后，深受其爱国情怀的感染。考虑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决定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以确保西北地区的局势稳定。

王以哲完全没有料到，张学良一离开西安，局势就迅速失去了控制。

【一】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担任要职，深受张学良器重，是其倚重的得力干将。

1896年，王以哲出生在黑龙江宾县。他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河北军官学校第八期，完成学业后加入了东北军。他在军队里从排长做起，逐步升任连长、营长，最终在1925年当上了东北军第39团的团长。

张学良很器重王以哲，一年后就把他调到卫队旅当旅长。到了1928年年初，王以哲又升了一级，成为19师的中将师长。

在东北地区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后，原东北军进行了全面重组，最终形成了25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和10个炮兵团的编制。在此次整编中，王以哲被任命为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的指挥官。

王以哲麾下的独立第七旅在东北军序列里堪称装备最为先进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不仅配备了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而且训练有素，战斗力出众。作为东北军中的王牌部队，独立第七旅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都远超其他兄弟部队，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成为东北军中一支令人瞩目的精锐之师。

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前夕，独立第七旅负责驻防沈阳的北大营。该旅兵力雄厚，拥有超过8000名士兵，下设三个完整的团。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齐全，不仅有多种类型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平射炮，还配备了雷诺坦克。

就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同一天，独立第七旅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不准抵抗"的指令。

王铁汉指挥的620团不顾上级命令，毅然与日军交战。然而，独立第七旅的其余两个团因缺乏统一指挥，在撤退途中遭到日军猛烈追击。更令人扼腕的是，原本性能优越的坦克部队，在事发前为避免引发争端，竟未配备弹药，最终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全数俘获。

1931年9月19日一大早，王以哲带着几个副官和警卫，换上普通衣服，坐火车离开了沈阳。

在讨论九一八事变时，王以哲表达了他深切的悲痛。

王以哲作为一名军人，未能尽到守护国家的职责，导致领土被敌人侵占，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屈辱。

王以哲在率部进入关内后，出任107师师长，并带领部队投入了长城抗战。这场战役持续了两个多月，他指挥的部队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广泛赞誉。

王以哲内心渴望带领部队重返东北故乡，然而现实情况让他无法自主行动。他虽有一腔热血，却受制于外部因素，难以实现这个愿望。面对这种局面，他只能暂时按捺住内心的冲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尽管内心充满不甘，但他明白当前的处境不允许他轻举妄动。这种无奈与矛盾的心情，成为了他当下最大的困扰。

1934年年初，张学良结束海外行程回到国内，随即派遣王以哲带领第67军前往大别山地区，执行清剿红军的任务。

王以哲领导的东北军虽然武器先进，作战能力也不差，但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在与红军的多次交手中却接连吃了败仗。这让王以哲感到十分困惑。

1935年10月，蒋介石指派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共的副司令，并让他代理司令的职责，指挥部队向陕北的红军发起进攻。

10月20日，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投入超过7000名士兵，在劳山设伏，成功袭击了王以哲指挥的67军110师。这场战斗持续了超过五个小时，结果造成包括师长何立中在内的1000多名敌军伤亡，并俘虏了3700多名敌兵。

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抓住东北军尚未站稳脚跟的机会，对驻扎在榆林桥的67军107师发动突袭。这次行动中，红军彻底消灭了107师的一个团和一个营，并成功俘获了团长高福源。

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指挥部调整了作战方案，计划调动四个师共三万多兵力，从庆阳、合水地区出发，经过太白镇，沿着葫芦河向东推进。中央红军通过侦察发现，直罗镇的地形非常适合设伏，于是决定派出一支小部队引诱敌军进入直罗镇，伺机歼灭国民党军一到两个师，从而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行动。

在这场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彻底击溃了国民党军第109师，导致其指挥官牛元峰自尽身亡。同时，红军还消灭了敌军第106师的一个整编团，成功俘获了超过5000名士兵，并缴获了3500多支步枪。

11月24日，直罗镇战斗结束后，红一方面军迅速向东推进，试图追击国民党67军117师。幸运的是，王以哲指挥部队及时撤退，避免了与红军的正面交锋。

屡次失利后，王以哲不禁反思，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挫折？

蒋介石下令让东北军去对付共产党，实际上是在玩双重把戏。他一方面想借此机会打击红军，另一方面也想趁机削弱东北军这支非嫡系部队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应该避免无谓的消耗，保留实力，争取早日回到自己的根据地。

王以哲深以为然，对好友的观点表示认同。他对自己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不抵抗”政策深感懊悔，并下定决心要为抗击日寇贡献力量。

【二】

1935年末，中共中央决定让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返回原部队，旨在向东北军传达红军愿意共同抗日的立场。

王以哲获悉高福源归来的消息后，立即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流。随后，他不动声色地将高福源带到了张学良那里。

高福源的出现，给了张学良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他的到来就像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让张学良感到无比振奋。高福源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张学良注入了新的动力。他的出现，让张学良在面对困境时，感到不再孤单，有了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高福源的存在，成为了张学良在艰难时刻的重要支柱，让他能够更加坚定地面对挑战。

张学良的立场与王以哲基本一致，但他承受的压力更为巨大。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大面积失守，张学良一直被人指责为“不抵抗将军”，这一称号让他背负了沉重的舆论负担。

张学良率部进入关内后，虽然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各项政策，但蒋介石坚持“先平定内部再抵御外敌”的方针，命令东北军参与围剿共产党。这一决策不仅让张学良感到更加内疚，也加深了他对局势的忧虑。

蒋介石在东北军参与"剿共"行动时，对部队的损耗采取放任态度，拒绝进行任何补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信任逐渐瓦解，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张学良认为，蒋介石这种置东北军于不顾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东北军的实力，也暴露了蒋介石对待地方势力的真实想法。这种矛盾不断积累，最终成为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恶化的重要导火索。

张学良还发现，尽管东北军装备先进，但在与中共红军的对抗中却屡屡失利。红军虽然衣着简陋、武器落后，但士气高昂，往往能在不利情况下抢占先机。

张学良决定亲自去查明事实。

在张学良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同时，王以哲也在张学良的指示下，主动与中共代表进行沟通。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的庙儿沟天主教堂附近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会面发生在教堂山脚下，地点隐蔽，便于双方交流。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以哲一到肤施就马上安排人员去川口接应。下午两点，他得知周恩来和李克农已经到了川口，还特意写了封信。

得知你们已顺利抵达川口，我深感欣慰！为了不引起注意，建议你们轻装简行进入城区，务必照此办理。具体事宜我们见面详谈，若需彻夜长谈也无妨，只要在次日凌晨四点前出城即可。关于安全问题，我会全程负责，请你们完全不必担心。

在洛川举行的会晤中，东北军与红军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共同推动蒋介石采取抗日行动。

在张学良的部署下，王以哲领导的67军驻扎在洛川，这里成为了东北军与中共进行沟通的关键枢纽。通过这一安排，双方得以保持紧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随后安排刘向三前往洛川，接替李克农的工作。考虑到刘向三来自南方，在当地行动不便，为确保中共代表的安全，王以哲建议他换上东北军的制服，并对外声称两人是同学关系。

正是在这一阶段，王以哲与红军频繁互动，彼此间的认知逐渐深化。

得知红军物资紧缺、武器装备不足后，王以哲迅速从67军调拨了2000多支步枪，并用车辆运送给红军。此外，他还交给刘向三一个麻布包裹。后来刘向三从王以哲那里得知，包裹里装着十万元现金，是专门提供给红军用于采购各类急需物资的。

为了确保红军物资供应顺畅，王以哲特意建立了两处中转站。第一处设在西安，由他的得力助手宋学礼管理，隶属67军联络处。这个站点主要负责从天津、上海等地采购红军所需物资，并通过宋学礼开辟的运输通道送往根据地。第二处由王以哲的副官王政负责，地点代号为"六国饭店"，主要承担双方人员的接待和往来工作。这两处联络点的设立，为红军的物资保障和人员交流提供了重要支持。

王以哲不仅为红军提供了物资支持，还多次向红军泄露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

1936年6月，蒋介石下达指令，要求王以哲协同汤恩伯的部分部队，向中共中央的驻地瓦窑堡发起进攻。

王以哲接到指令后，立即与中共中央商讨撤离瓦窑堡的策略，力求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完成行动。面对汤恩伯多次催促，王以哲以后方局势不稳为由，巧妙地拖延了部队的前进，为红军争取了时间集中兵力，重点打击汤恩伯的部队，使其不敢轻易推进。在红军撤离前夕，王以哲及时收到通知，最终未费一兵一卒便顺利接管了瓦窑堡。

1936年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准备与红一方面军汇合，蒋介石对此深感不安，迅速调集十余万兵力对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围堵。他命令王以哲率领的东北军七个师组成右路军，负责掩护胡宗南的左路军行动。

11月21日，胡宗南的部队在山城堡遭到红军主力的围困，而王以哲却找借口拖延，没有及时派兵支援。

在山城堡战役中，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第78师遭到彻底歼灭，同时其第1师下属的第1旅也遭受重创。这一战果直接打乱了敌军的原有部署，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后续的作战策略。

王以哲在协助红军方面，确实竭尽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毛主席后来亲自写信给他，并在信中对他的付出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副司令和您提出的联合苏联、共产党共同抗日的倡议，并非仅仅代表少数人的意愿，实际上反映了全国爱国人士的共同心声。这一主张深刻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抗战救国的迫切期望和坚定立场。

我的哥哥和张副司令是这项政策的最早推动者和实践者。

王以哲采取这一行动，除了执行张学良的指示，更关键的是他内心认同了共产党的理念。他深刻理解并支持中共的政治观点，这种思想上的共鸣促使他主动配合。事实上，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成为他行动的重要驱动力。这种思想认同并非表面文章，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王以哲的决策既有上级命令的因素，也体现了他个人对共产党理念的真心接纳。

这些因素导致王以哲身上至今仍存在一个未解的历史之谜。

他是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王以哲将军曾亲身参与西安事变，长期以来，公众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一位爱国军事领袖。他的历史角色与这一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为该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行动和立场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王以哲将军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鲜明的爱国色彩，成为那个特殊时期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以哲的女儿向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询问：

“我老爸是干啥的？”

罗青长向叶剑英核实了王以哲的入党情况。根据叶剑英的口述，王以哲是在1935年5月到6月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叶剑英本人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三】

蒋介石曾经精心策划，试图拉拢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尤其是王以哲、于学忠和刘多荃这几位关键人物。

1933年4月3日，承德沦陷后，张学良被迫辞去职务，前往国外进行考察。在离开之前，他将关内的东北军重新整编为四个军，其中王以哲被任命为67军的军长。

6月，蒋介石将王以哲召至庐山，亲自与他进行了面谈。

张学良需要牢牢控制东北军，随时听从我的命令，参与围剿共产党。我可以将东北军编为一个独立军团，由你担任最高指挥官。

王以哲早就料到蒋介石会来拉拢他，甚至提前想好了应对的策略。

作为张副司令亲自培养的部下，在他离境前曾反复强调，遇到重大事项必须先行请示。恳请委座直接与副司令沟通，只要他批准调动东北军参与‘剿共’行动，我定当严格执行命令。如果有人违背承诺，只顾私利，必将遭到同僚唾弃。若真有这样的人，委座又何必重用？

返回驻地后，王以哲立即将蒋介石赠予的5万银元全部充作军费。他与东北军其他将领共同商讨，决定保持团结，坚决固守阵地，抵制蒋介石的拉拢企图。

由于这一原因，蒋介石对王以哲怀有极深的敌意，恨不得立刻除掉他。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指挥作战，明确指示东北军必须全力围剿共产党。他警告说，如果东北军不执行命令，将被调往安徽和福建。

12月8日，蒋介石与刘多荃、王以哲进行了会面，期间对王以哲的表现提出了批评。

你那边军部的电台经常跟共产党联络，别以为我不清楚，我早就掌握了你们的这些活动。

王以哲向张学良汇报了与蒋介石的会谈内容，张学良随即着手准备发动兵变，目的是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日。作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当即表态全力支持这一计划。

“既然副司令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开始行动吧！”

1936年12月12日清晨6点，西安事变发生后，王以哲紧急向中共中央发送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以张学良的名义发出，第二份则是他本人署名。

12月12日那天，张学良的助手刘鼎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详细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可惜的是，这些电报内容现在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因为电报原件已经找不到了。不过，王以哲和中央之间的几百封电报，现在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西安事变后，各方反应各异。东北军内部，尤其是年轻军官，普遍支持处决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一次军官会议上，一些激进派甚至携带武器，在会场外施加压力。

任何胆敢主张释放囚犯的人，将立即处决。

在危急时刻，王以哲挺身而出，冒着风险支持中共的倡议，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处理西安事变。多年后，周恩来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依然对王以哲的举动记忆犹新。

王以哲将军是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我的人，他的讲话不仅立场坚定，而且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王以哲顺理成章地接掌了东北军的领导权。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内部很快出现分裂。一些年轻军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挑拨，误以为王以哲等老将接受了蒋介石的好处，准备背叛张学良。

惨剧就此上演。

1937年2月2日夜间，一群东北军年轻军官闯入了王以哲的住所。

王以哲对着闯进家门的于文俊一行人怒吼道：

你们这样做简直乱来，我始终效忠于副司令，你们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

于文俊执意不听劝阻，果断开枪，导致王以哲连中九弹，英勇殉职，年仅四十一岁。

王以哲将军遇害后，一些人在特务散布的谣言误导下，误以为东北军中的年轻军官是在中共指使下杀害了王以哲。关键时刻，周恩来沉着应对，亲自前往王以哲家中致哀，成功平息了各方的紧张情绪。

王以哲将军遇难后，东北军失去了核心领导，迅速被蒋介石瓦解。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红军形成的“三位一体”联盟也随之瓦解。这一局面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最终未能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