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家族中，李讷的生活曾较为平顺，但随着个人婚姻的失败，她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境。

本想靠自己撑过这一难关，但在现实面前，她还是寻求了父亲的帮助......

1940年8月，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李讷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唯一孩子，也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尽管条件艰苦，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的到来却充满了喜悦。他亲昵地称她为“大娃娃”，这个称呼不仅带着父亲对幼女的疼爱，也寄托了他对这个孩子健康成长的期望。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李讷过上颠沛流离的日子，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那时的李讷不过十岁左右，圆脸庞上带着稚气，毛泽东则用他那略带湖南口音的语调，耐心地教她读《三字经》或唐诗。这样的时光在毛泽东的子女中并不多见，因为其他孩子多因战争或家庭变故与他分离，李讷算是他一手带大的。

上学时，毛泽东要求她隐瞒家庭背景，没有人知道她是“主席的女儿”。有一次，学校安排公车接送高干子弟，毛泽东得知后坚决反对，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她得自己走路上学。”

于是，李讷每天背着书包，步行穿过北京的胡同，和普通孩子一样风里来雨里去。

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不仅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毛泽东喜欢历史和哲学，他常在家中与李讷讨论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时甚至拿出一本《史记》或《资治通鉴》，让她读完后谈谈感想。

李讷的性格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型，她沉默寡言、内敛低调，这些特质既是她个人的天性，也是父亲教育的结果。大学期间，她依然保持低调，同学中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李讷选择了一个较为平凡的职业——在《解放军报》担任编辑。

随着年龄增长，李讷与毛泽东的相处时间虽因工作减少，但父女之间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毛泽东晚年身体渐衰，他对李讷的关切反而更加明显，总是盯着照片和周围人说道：

“大娃娃小时候多结实，现在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李讷的婚姻生活始于1971年，那一年她31岁。她的丈夫徐宁，是中南海服务科的一名普通服务员。

徐宁为人老实本分，工作勤恳，而李讷则性格内敛、低调朴实。或许正是这种相似的朴素气质，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得知女儿的婚讯后，并未反对，反而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他没有为这场婚事大操大办，也没有送上贵重的礼品，而是挑了几本自己珍藏的书籍，托人转交给李讷，并在信中叮嘱她：“婚姻是两个人的事，要相互扶持，踏实过日子。”

李讷与徐宁在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

李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受过高等教育，又在《解放军报》担任过编辑，思想上深受父亲的影响，习惯于简朴而有条理的生活。

徐宁出身普通家庭，文化程度有限，日常工作多是体力劳动，生活圈子与李讷几乎没有交集。

婚后，李讷和徐宁搬进北京一处简陋的平房。房子是单位分配的，面积不大，墙面斑驳，冬冷夏热，家具只有几件必需品。

1971年的中国，物资供应仍受限制，粮票、布票是生活的必需品，普通家庭的日子普遍清苦。李讷和徐宁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靠徐宁的工资和李讷在报社的收入维持，虽然不至于挨饿，但也毫无富余。

婚后，两人住在北京一处简陋的平房里，生活起初还算平静。孩子的到来短暂地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些许欢乐。

很快，夫妻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徐宁性格温和却缺乏主动性，而李讷则因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变得沉默寡言，两人交流越来越少，感情逐渐冷却。

冷却后就是大爆发，吵架成为生活的常态。一年多后，李讷与徐宁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毛泽东并未干预女儿的决定，他尊重李讷的选择，只是通过秘书转告她：“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分开，好好照顾孩子。”

她原本在《解放军报》有一份稳定的编辑工作，但由于文革的余波，报社内部人事变动频繁，她的工作岗位受到影响，再加上孩子需要人照顾，她就从报社离开。

李讷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既要抚养孩子，又要应对日常开支，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虽然前夫不至于对他们不管不顾，但帮助十分有限。

张耀祠曾奉毛泽东之命探望李讷，进门时看到她穿着单薄的棉衣，脸色苍白，身形瘦弱，显然是长期营养不良所致。屋子里只有一个旧木桌和几张椅子，孩子的哭声不时从里屋传来，这一幕让张耀祠感叹：“日子真是苦啊。”

两人在交谈后，李讷低声对他说：“跟爸爸说说，我实在过不下去了，能不能支援我点钱？”这句话虽然简短，却饱含无奈与辛酸。

张耀祠回忆，当时李讷的眼眶泛红，声音颤抖，显然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这番话。这次求助不仅反映了她生活的极度困窘，也揭示了她对父亲的信任——在最无助的时刻，父亲仍是她的第一选择。

张耀祠返回中南海后，将这些细节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毛泽东，尤其是李讷那句低声的求助：“能不能跟爸爸说说，我实在过不下去了。”

毛泽东听罢，沉默了许久。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眼眶里隐约泛起了泪光。作为一个历经战争与磨难的革命领袖，他鲜少在外人面前流露情绪，但这一次，他的心被女儿的苦难深深刺痛。

毛泽东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大娃娃受苦了，她小时候多结实啊，现在怎么弄成这样。”随后，吩咐：“张耀祠，你去，从我的稿费里拿8000块，给大娃娃送过去。”

在那个时代，8000元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这几乎是三年的生活开销。

毛主席一直生活简朴，尽管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的个人财务并不丰厚、工资收入并不高，很多时候都是依靠稿费过日子。

稿费的累积虽然可观，但毛主席从来没有乱用。他生活简朴，衣服常年是补丁摞补丁，饮食也以粗茶淡饭为主。曾明确表示：“稿费是国家的，我只用其中一部分，剩下的要留给人民。”

他将大部分稿费上交，用于支持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留给自己支配的仅是少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关怀并非只针对李讷一人。又从稿费中拿出8000元给长女李敏，以及8000元给前妻贺子珍。

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长女，因战乱与父亲分离，被送到莫斯科陪着母亲贺子珍，成年后生活虽稳定但也不富裕。

毛泽东对她们的援助，与给李讷的金额一致，体现了他对所有子女一视同仁的父爱。他曾多次对身边人说：

“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靠我的地位享福的，他们过得好不好，我心里有数。”

这笔钱的发放过程由张耀祠亲自操办。他先从中南海的财务部门提取了现金，随后分别送到李讷、李敏手中。

对李讷来说，这8000元不仅是物质上的救济，更是精神上的支撑。她用这笔钱买了冬衣、粮食和一些家具，孩子的奶粉和尿布也有了着落。

李敏后来在回忆中提到：“父亲从不让我们觉得他偏心，他心里始终装着我们每个人。”

经历了离婚、贫困和单亲母亲的艰难岁月后，李讷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1984年，她与王景清结婚，这段婚姻成为她人生中新的起点。

王景清是北京一家单位的普通干部，性格温和、稳重，与李讷的低调内敛相得益彰。两人相识于一次工作场合，最初只是普通同事，后来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王景清了解李讷的过去，也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但他从未因此改变对她的态度。他对李讷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一起过好日子。”

婚后，李讷与王景清搬进了一套普通的职工宿舍，生活虽不富裕，但充满了温馨。王景清不仅善待李讷，对继子也视如己出。经常陪着做功课、踢球，弥补了孩子缺乏父爱的心灵空缺。

李讷的健康状况在这一时期也有所改善，尽管她仍因早年的操劳而体弱多病，但王景清的细心照顾让她逐渐恢复了些许元气。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当时李讷因身体原因未能前往医院最后一面。这一遗憾成为她心中永久的痛。据姐姐李敏后来回忆，父亲去世前，曾反复提起妹妹，嘱咐身边人：“大娃娃身体不好，你们多帮帮她。”

这些话通过李敏传达到了李讷耳中，让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父亲对她的深切关爱。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曾多次前往父亲的故居和纪念馆，默默地站在他的塑像前，凝视那张熟悉而威严的面孔。

她常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有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