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时期的北平官二代，却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他是善于经营的资本家，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妹夫是正国级领导人，妹妹风华绝代世人皆知。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以100岁高龄圆满谢幕，他就是有着“红色资本家”称号的王光英。

王光英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是一位开明绅士，出生于天津，青年时考入北洋大学，之后出洋留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回国后，王治昌先是在焦作煤矿工作，不久从政，在段祺瑞内阁中做农商部参事，依靠自己的专业水准，一直升到农商部代总长、善后会议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高级职务。

他不仅自己优秀，对子女的教育也很有一套，十个子女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的翘楚，绝无纨绔子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光英、王光美兄妹。

说起他们的名字，还有一段趣事：

1919年，王治昌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在伦敦与英国政府磋商，期间妻子董洁如生下了一个男孩，就起名叫王光英；1921年，王治昌参加华盛顿会议，商讨海军和太平洋问题，董洁如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就起名叫王光美。

王光英等人

王光英出生的那一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指引着中国继续前进，这预示着他的一生将与红色革命结下不解之缘。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西城的旧刑部街度过的，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达官显贵的聚居区，与他家同一条街的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人的故居。

他家的门牌号是32号，这是一座典型的京式大宅门，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外有对石狮子，大门内雕花影壁，红柱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无不彰显出主人的富贵气度。

王光英长大后，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开始投身工商业，出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等高管。

按说以王光英的家世，立场应该倾向于国民党右派，而实际上，从王治昌起就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王治昌在早稻田大学期间，结识了一位同学，此人就是国民党左派大佬廖仲恺。

王光英

据王光英回忆，小时候堂屋里一直挂着一张照片，那是王治昌与廖仲恺的合影，中间站着的小孩儿是廖仲恺之子、中共优秀党员廖承志。

这张照片似乎说明王廖两家关系匪浅，北伐前夕，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而王治昌随后也退出了奉系控制的北平政府，虽然没有明言，但这一决定并非偶然。

王治昌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目睹落后的中国被西方列强肆意欺侮，激发出内心的爱国情操，如今看到能够推动中国革命的好友遇害，自己虽无力回天，但可以选择不同流合污，因此坚决辞官。

王治昌不仅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是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期间也能保持民族气节，他闭门谢客，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经常以变卖家产度日。

王光英等人

曾经有人问王光英：“以府上这样的门第，高官厚禄，为什么会这样进步，出了这么多共产党呢？”

王光英直言不讳：“是因为我的母系。”

他的母亲董洁如，祖上是天津的大盐商，近代以来又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董洁如接受过良好教育，反对妇女缠足等封建陋习，毅然走出闺房，报考北平女子师范大学。

这种追求自由和解放的伟大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旧时代，是需要莫大勇气的，说明董家也是非常开明的。

在王光英小时候，董洁如就悄悄告诉他，自家有三位亲属是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李大钊被捕后，这三位亲属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从此，王光英的心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董洁如

董洁如还身体力行，长期掩护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利用王家的社会关系办成了很多棘手的事情，王治昌对此也是默许的，不然不会主动对党组织提供掩护，而党组织也不会放心大胆地接受他们的帮助。

在董洁如的影响下，王光杰、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和建设工作，尤其是王光美，与刘少奇同志结为伉俪。

抗日战争后期，王光英一度也有入党的打算，他找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表示自己想到延安去。

崔月犁微笑着问：“你不是开了化工厂了吗，为什么要到延安呢？”

王光英说：“开化工厂只是为了谋生，但真正的出路在延安。”

王光英等人

崔月犁幽默地说：“我当然可以介绍你去延安，不过你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去做生意。”

王光英听完一脸茫然：“我去延安是为了革命，如果是做生意，我干嘛还去延安。”

崔月犁耐心解释道：“革命和做生意并不矛盾，你在天津干好老本行，为共产党提供帮助，不也是为革命做贡献？”

一番话使王光英茅塞顿开，此后他用尽一生，忠实履行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王光英

王光英在天津近代化学厂苦心钻研，制成了一种高纯度的新染料，俗称“黑电粒”，这种染料染色效果好，而且不需要加热，直接溶解在水中就可以了，因此销路很好。

在调查了销售渠道后，他发现普通的商业渠道并不是最多的，一大半黑电粒都辗转运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下终于明白了崔月犁那句话的含义。

他为了使黑电粒顺利进入根据地，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包装，在铁皮罐上画一个西洋盾牌的形状，中间有一个十字架，空白处写上天津近代化学厂的英文简称TMCC。

因为无论是伪军还是国民党军，很少有会英文的，而且包装风格看起来像是西洋货，一般人也不敢盘问，这样进入根据地就比较安全，即使被截获，也不会很快追查到货物的来历。

王光英

当然，他的心里也不是没有疑问，黑电粒质量好，可是价格也比同类产品高出一截，条件艰苦的八路军（之后是解放军）为什么要买这种高价的染料？

王光英与党组织打过不少交道，深知保守秘密是党的纪律，不该问的不要问，直到后来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黑电粒燃烧稳定，只有一小部分用来染布，其余全部用来做炸药包上导火索的助燃剂。

运进根据地的另一种大宗商品是橡皮膏，可用于包扎和手术，在战争期间都是被严格管控的，他也为橡皮膏设计了包装，图案是一个地球，地球上有一个红十字，同样只写英文厂标，看起来很像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从而蒙混过关。

全国解放后，王光英带头接受公私合营，出任改组后的天津针织品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合会秘书长。

他不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在抗美援朝期间，还组织天津工商界人士游行，谴责美国干涉朝鲜内政，动员他们捐款捐物，认购国债，支援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毛主席闻讯后，特意发来电报，对此表示感谢。

游行

1957年，王光英陪同周总理，在天津接待了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宴会上，周总理示意王光英向伏罗希洛夫祝酒。

他举起酒杯，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民族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认清了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请允许我称呼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祝您健康长寿！”

伏罗希洛夫为之动容，坦率地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相信你们一定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时就不会有人说你们是资本家了。”

周总理见状，半开玩笑指着王光英说：“他可是位红色资本家。”

在那段特殊年代，有人拿这件事质疑王光英，实际上是针对周总理，一直追问“红色资本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为此，王光英还吃了不少苦头。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正像过去封建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变成资产阶级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周总理等人

改革开放后，王光英恢复了工作，再一次向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胡耀邦提出入党的请求，胡耀邦婉言拒绝了：“我们不同意你入党，不是不认可你，而是你在党外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王光英表示理解组织的苦心，欣然出任天津副市长，依托民建和工商联，为发展经济尽一份力，特别是恢复和整顿了天津商业一条街，使这个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

1980年代，他赴香港和澳门考察，在意识到港澳地区的桥梁作用后，向中央写信，阐述自己对国家发展的设想与建议。

没想到中央的改革决心非常大，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决定在香港成立一家实业公司，由他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管理运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光大集团。

光大集团

王光英上任后，并没有完全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光大集团为纽带，沟通内地与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比如公司很少与香港本地企业竞争，在与西方国家做生意时，总是让利在先，促进企业界友好交往。

在他的大力运作下，中国引进了数十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投资机遇更是不计其数，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无愧于“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年事渐高以后，他从光大集团卸任，退居二线，转入人大和政协工作，期间十分关心现代化建设事业，多次深入地方调研，研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战略，为党中央献计献策。

他还借助家族的影响力，推进两岸接触，反对“台独”，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即使在病重期间仍为此牵肠挂肚。

王光英等人

王光英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伟大品格，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发自内心地拥护社会主义，而不是投机取巧。

他乐观豁达，精力充沛，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没有消沉没有抱怨，反而在狱中练起了气功，复出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晚年时以书法自娱，有道是“自强不息身方健，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样的人怎能不长寿呢？

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在安详中去世，虚岁100岁，这是中国传统上认为的人生圆满。

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可能会顺风顺水，也可能会遭遇磨难，但不论碰到什么厄运，都要坦然相对，决不能灰心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