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新修订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规定明确要求，强化权力监督和风险防范，对两类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应当遵守从业限制规定。原所在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加强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离职从业行为的管理监督。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都有明确规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公务员的行为也有明确界定，且不限于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也要接受公务员管理规定的约束；不只是在职在岗，离职和退休，也必须依法给予其行为规范。

而从近年来对公务员的管理和规范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大反腐力度，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了纪律追究和法律严惩。而在被查处的公务员中，相当一部分是离职和退休的公务员，有的甚至已经离职、退休多年。这些腐败分子，没有因为离职或退休而终止，有的甚至通过离职或退休做出更大的腐败行为。这其中，“期权”与“余权”是离职和退休公务员利用最多、也最明显的腐败行为。

从离职公务员的行为来看，大多摇身一变成为了企业高管，特别是权力大、资源多、人脉广的部门，如金融、证券、发展改革、国有资产监管等，离职的人员更多，到企业担任高管的也更多。而一旦进入企业，往往年薪都远高于同岗位人员。而这些从重要部门、单位离职的人员，一般也不“负”企业“厚望”，会通过已经积累的资源、人脉和关系，以及“余权”，给所在企业带来很大的利益。如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人员在变更刑事强制措施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不仅如此，在离职人员中，不乏在位时帮助过被服务部门和对象，给予过这些被服务部门和对象很大的利益输送。因此，离职后，很容易就会被这些被服务部门和对象聘用，并给予相当高的报酬。这是“期权”，亦即在位时，就把自己未来的前途安排好、薪酬确定好了。如工银国际控股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丛林，于2017年10月向华兴资本批下了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在华兴资本港股上市之后，于2018年9月还清。而贷款还后不久，丛林就在2020年前后离职开工商银行，出任华兴资本总裁，由体制内高管，摇身一变成为年薪过千万的企业高管。如果没有2亿美元贷款打底，华兴资本怎么也不可能给丛林如此高的待遇。

从退休公务员的情况来看，“退”而不“休”的公务员更是非常的多，他们利用在位时的资源和人脉，退休后再到企业发“光”发“热”，也是“效益”可观、收入满满。特别是掌握着权力大棒的退休公务员，更是只要当个顾问，就可以顾而不问地拿到很高的收入、股权和分红。浙江省绍兴市副市长陈建设，得知自己将从副市长岗位调整到政协任职，一时心态失衡，便开始利用手中权力“铺路搭桥”，并与商人孙某某合办房地产企业，同时提交了提前退休申请，并在副市长任上最后一个月，为孙某某公司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协调办理了建筑资质，使其可以参与重要项目的招投标；二是移建了一个文保项目，确保公司的项目规划不受影响。

毫无疑问，政商之间的这个“旋转门”，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出问题。因此，扎牢权力的篱笆，给离职、退休公务员上好“紧箍咒”，确实非常重要而紧迫。而这，不仅要靠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也要靠离职、退休人员所在单位，同时，还要靠舆论和公众监督。如果发现有类似问题，就可以举报，就一定要及时介入，要快速查处，迅速纠正，避免问题越来越严重，确保不给腐败分子留下太多的漏洞。

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应当更多想着国家、想着人民，而不是想着自己、想着利益。很显然，有些公务员的心里，确实只有自己和利益。因此，需要时刻敲响警钟，时刻警醒公务员，无论是离职公务员还是退休公务员，只要“再就业”，就得认真监督，但凡存在疑问，就必须深入调查，确保不发生政商“旋转门”，不让离职和退休公务员肆无忌惮地使用“期权”与“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