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东南沿海的百姓对“倭寇”这个词记忆深刻，家家防贼、年年防火，夜里一有风声就担心是贼船靠岸。
可一到清朝，这样的骚乱却突然没了踪影，渔民能安心出海，村镇也少了刀光剑影。
为什么明清两代的沿海社会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这并不仅仅是换了个朝代那么简单。
明朝东南沿海的苦日子明朝的东南沿海，百姓常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的渔村和小镇，经常在一夜之间被倭寇洗劫一空。村民们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要留人守夜，远远地只要有人大声喊一句“海上有船”，全村老小立马收拾细软，或是涌向山林，或是躲进修筑的寨墙。
老人常常教育孩子，不要靠海太近，夜里听见动静千万别乱跑。倭寇的骚乱，成了许多家庭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些所谓的“倭寇”，其实成分很复杂。最早只是日本沿海的浪人——也就是失业的武士——流落成盗。
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日本本土战乱不断，一些武士破产流亡，又联合了本地的渔民、买卖人，大家凑出几艘船，就能拉起一帮兄弟，从海上过来打劫。
到了明朝中期，明朝的海禁严厉，很多本地人吃不上饭，就转头参加倭寇，甚至有些“倭寇”首领都是福州、宁波、泉州等地的“地头蛇”，和日本武士、葡萄牙商人勾结在一起。
在嘉靖年间，倭寇最猖獗。
浙江温岭、福建莆田、江苏太仓等地，几乎年年有大股海盗登陆。倭寇惯用的手法，是趁着夜色或天亮时分，分成几队，一路抢烧杀掠，一路掳走妇女和孩子。
村里只要听到锣声、狗叫，大家就赶紧逃命。
许多地方的祠堂和庙宇上，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残破的刀痕和烟熏的痕迹。百姓们在年节时上香，祈求“别遇倭寇，家人平安”。
明朝政府虽然多次派兵围剿，但成效并不理想。
戚继光、俞大猷这些著名的抗倭将领虽战功赫赫，可倭寇就像割韭菜一样，剿灭一批又冒出一批。沿海百姓有时还会夹杂复杂的心态：倭寇落脚时，部分贫苦人家可能靠帮忙通风报信、私下贩卖物资，换点银钱养家糊口。也有的村庄联合自保，甚至花钱请一些流寇保护村寨。
明廷海禁下，走私盛行。许多本来安分的渔民、商人，无路可走，只好依附在倭寇势力下。福建、浙江、广东的许多“地头王”，白天是乡绅，晚上化身“内应”，让倭寇有了更坚实的后方。
等到戚继光训练起“戚家军”，修筑新式城墙、寨墩，配备火器，才逐渐改善了防线。但直到明末，倭寇祸乱仍然没有根除。
清初社会巨变到了明末清初，沿海地区的老百姓突然发现，原本年年都来“闹事”的倭寇，忽然间消失无踪，再也没有大股海寇来烧杀。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发现，日子安稳了许多，孩子们可以下地干活，渔民能安心出海，夜里也不用再轮流站岗了。
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日本本土。
日本自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后，建立了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为了维护本国安定，推行了极其封闭的“锁国”政策。除长崎港允许与中国、荷兰有限贸易外，全国所有港口都禁止对外出海。任何人私自下海，都是斩立决。
这样一来，原本在明朝时期大量流亡、失业的浪人、破产武士没了出国的机会，日本也从国家层面严厉打击海外“海盗”，倭寇的来源一夜之间被切断。
不仅如此，清朝初年正是急需铜钱流通的时期。中国铜矿产量有限，钱币铸造急需日本铜。
偏偏日本国力强盛后，铜矿开采量大增，于是双方在长崎港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洋铜贸易”。清朝官府允许商船进口日本铜，日本商人拿铜来换茶叶、丝绸、瓷器。
日本政府也希望这条生财之路能稳定下去，因此对本国海盗下达了格杀勿论的严厉命令。
日本方面担心一旦有“倭寇”再次滋生，影响洋铜买卖，立刻追查到底。
而在中国自身，清初“迁界令”更是对沿海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防止南明、郑成功等势力依海抗清，清廷强迫沿海百姓内迁，大片海边村庄被拆除，许多人口迁入内地。
沿海原本的渔民、走私商完全失去生路，明代联系紧密的“内应”网络土崩瓦解。
等到恢复沿海居民后，地方管理已全面加强，村村户户登记在册，水师营哨、巡逻队伍日夜巡查，零散的小股水贼已难成气候。
在清朝初期，海上贸易有严格控制。地方官府、商人、百姓都知道，搞私盐私货、串通外寇的风险已经远高于明代。
失去了日本这一“源头”，又没有本地大规模组织，清朝沿海再无成气候的倭寇势力。
百姓眼中的安稳与新隐患倭寇消失后，东南沿海的村庄生活逐渐走向安稳。
福建漳州、广东潮汕、浙江温岭等地，每逢新年，村里老人还会在祠堂里说起祖上“躲倭寇”的传说，但对年轻一辈来说，这已经成了遥远的故事。
村子的重建，往往从海边的寨墙、祠堂、庙宇恢复开始。
男人们重新下海捕鱼，妇女们在田里劳作，孩子们在海边玩耍。过去夜里必须守夜的习惯渐渐淡化，连元宵、端午的庙会都热闹起来。
水师营的兵丁偶尔在村里走动，和百姓有说有笑，大家对官府的印象也改观不少。
但新问题也随之出现。洋铜贸易的兴起，使得清朝初期铜钱流通顺畅，商贸繁荣。但到了清中叶，日本铜出口减少，中国“钱荒”时有发生，银价波动，百姓买卖受影响。
部分原先依赖海上贸易和捕鱼的村民转向种植蔬菜、果树，或者外出经商。
原本活跃的“水上人家”生活方式变了样。
清朝的沿海港口逐渐变成了贸易重地，有些渔村发展成小镇，商贩往来频繁。
村里人常说，过去是“防倭靠寨墙”，如今是“发财靠码头”。但也有老人感慨，清朝虽然没有大规模倭寇，但小股水匪、走私风气也没完全绝迹。
只是和明代大规模的骚乱比，已经算是天下太平了。
沿海百姓生活的改善，还体现在家庭和村落的团结。过去全村为防倭寇，得合力修筑寨门，大家彼此照应。
清朝以后，更多的合力用来修水利、建祠堂、兴教育。大多数村落都有祖训，记得“海盗之祸”，更珍惜现在的安宁。
结语倭寇之乱在明朝长达二百年，留下了无数家族的血泪回忆。
到了清朝，随着日本闭关锁国、清廷“迁界令”和洋铜贸易的推进，倭寇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彻底斩断。靠海吃饭的百姓从此可以安心劳作，沿海社会也迎来了难得的安定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