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小说中，所处的时代都是封建社会时期，因此，在专制集权主义下，个体的主体性受到很大限制。当然，专制集权的目的依旧是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所以，以君主为核心的封建集团会想尽办法控制民众，从而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稳定和分级。

就个体而言，对自我的审视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贯穿始终，特别是主要人物的自我批判。当他们对自我拷问时，有可能会“凝视”到破碎的自我，这种不完整会促使个体更加的怀疑，或者是不确定。因此，很容易造成个体精神的错乱、对自我的怀疑和悲剧性的后果。

当个体不再受制于理性，而是进入精神的混乱状态，就很容易造成自我主体性的破碎，从而难以使主体性得以完整，这样的人物在金庸笔下有不少典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欧阳锋，他本是武林中雄霸一方的人物，但他追求绝世武功，所以几次三番想要习得《九阴真经》的秘诀，因此，后来他听信了黄蓉的谎言，没有练成真正的《九阴真经》，最后变得走火入魔，但他也误打误撞练就了更厉害的武功。当欧阳锋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时，他对自我主体的定位已经不再清晰了。

他第二次参加华山论剑时，郭靖几人都难以抵挡他，黄蓉凭借自己的古灵精怪，再次骗了欧阳锋。她听到欧阳锋自称武功天下第一，于是告诉欧阳锋他并不是天下第一，天底下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黄蓉误导了欧阳锋，她将欧阳锋的影子称为“欧阳锋”，因为此时的欧阳锋早已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他被黄蓉追问时，他自己也有了疑惑，并询问黄蓉“我是谁？”，这一简单的问题反映出了欧阳锋在精神混乱之中的自我迷失，他没有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也没有了完整的自我主体性。到最后，欧阳锋口中念叨着：“我在生前是什么，死后又是什么？”这种对自我认知的痛苦，体现了除了个体自身的无奈。他无法真正认清自己，对发疯的欧阳锋来说，自身的参照物早已破碎，他能辨别的，只有在凌乱的记忆中拼凑过去的“欧阳锋”。

金庸的小说中塑造了一部分隐者，他们或是厌倦世间生活，归隐出世，又或者看破红尘，厌倦现世的繁杂，遁入山林。事实上，他们并非真正的“无名”，而是以一种无名的状态远离江湖和世间的纷扰。“无名”并不是对自我身份的舍弃，而是对身份的重塑，从而获得对自我塑造的全新认可。

《射雕英雄传》中的一灯大师本是大理国的段皇爷，但他因为对瑛姑和孩子心中抱有愧疚感，于是放弃了国君的身份，以及原本拥有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出家为僧。于他而言，君主的身份早已成为了过去，当他放下自己身份，以“一灯”的法号称呼自己，说明了他对自己的身份的重新塑造，由一位皇帝转变成后来的隐逸僧人。虽然一灯大师并没有陷入破碎的自我，但他对自我身份的重塑展现出了他对自我的批判和审视。

除了一灯大师，《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也是遁世的隐者。他在当年剑、气二宗的比拼中因被骗外出，而错过了比拼，后悔之余，他隐居到了华山的山洞，所以江湖少再有人知晓他的下落。他和一灯不同，一灯大师看破红尘，而风清扬则是在现实的打击之下选择了避世，风清扬的选择更像是一种逃避。他想摆脱作为华山派剑术高手的身份，宁愿做一个无名的隐者，以此来度过余生，这种自我的审视虽然有某些消极的意味，但也包含了个体对自我的重塑和认识。同一灯大师、风清扬相比，《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是彻彻底底的无名隐者。

他原本只是在藏经阁打扫的人员，不仅少林普通弟子不知晓他，就连寺里的高僧也不曾听说过这样一号人物。正因如此，扫地僧真正做到了“无名”身份的塑造，“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扫地僧恰恰达到了一灯大师和风清扬都无法参破的“化境”。金庸在小说中设置“扫地僧”这一人物，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同在尘世中挣扎的江湖人士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真正做到对“无名”自我的把握。

在金庸的作品中，不少主人公选择了流浪与归隐。“归隐”的现象一方面体现出了金庸对“用舍行藏”文化理念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是对个体身份塑造的显现，展示出了金庸在小说创作中的现代观念和意识。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一生坎坷，母亲被擒后，他辗转流落，寄人篱下，后来在古墓派的地界遇到了小龙女。后来，经历种种，杨过和小龙女二人解救了襄阳之危，同众人逼退了蒙古大军。在武林中历经各种恩怨纠葛后，杨过看破了世事，不屑于世俗的礼法，最后带小龙女隐居到了古墓派的山洞。杨过作为江湖中的大英雄，他的归隐不是对自我的怀疑，而是想要一种简单的生活，赋予自己新的身份，而不仅仅是武林中人人称道的英雄人物，这种归隐是性情的归隐。

金庸说过“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除了杨过，《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任盈盈虽然最后成为武林中的绝世高手，但他们还是辞去了恒山派掌门以及日月神教的教主之位，放弃了权力。这样的结局展现了令狐冲和任盈盈与世俗的抗争，他们不再受制于权力，而是选择了平淡的归隐方式。在新婚的日子，他们还琴箫合奏了《笑傲江湖》，以此来笑别江湖、寄情山水。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离开，不是因为自我的破碎，反而是他们看到了真实的自我，所以才要远离江湖的纷纷扰扰，去认识和塑造最真实的自我。

《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也是历经各种波折，成为了明教的教主，并且消除了明教和武林中其他门派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一代宗师了。不过，他懂得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在功成名就之时选择和赵敏浪迹天涯，过上了悠闲的生活。张无忌的归隐一方面是对自我的精准认知，另一方面是看清了现实，想通过退隐来远离苦恼。

金庸在小说中书写了这么多“流浪”或归隐的英雄，实际上反映了“理想与现实”这一哲学问题。触及到了“意识-行为-现实”的本源问题，这既是对个体中自我的反思，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探究。

金庸笔下，有一部分人物经历过无数起起落落，在社会之中总要面临各种生存的困境，无论是受制于人还是囿于生活备受煎熬，他们展现出了个体在生存境遇下所承受的悲剧性和孤独感。

《笑傲江湖》里，小说一开始林平之在酒铺中为丑女出头，不小心杀死了青城派的人（余沧海之子），后来林家受到牵连，惨遭灭门，林平之也从一个富家大少爷沦为了无父无母的孤独者，生存便成了他所面临的问题。林平之一路辗转，入了华山派门下，复仇成了他生活的动力，如果说有什么是支撑继续生活下去并且变得强大，那就是复仇。林平之一生处在被追杀、被欺骗、被掠夺以及四处流浪的生活之中，这也让他变得狠心、无情，最终虽然手刃了仇人，但也落了个悲惨的下场。金庸塑造的林平之既有可恨的一面，又有可怜之处，他疯狂的反抗着命运，却始终走不出自己人生的困境。

除了林平之，《鹿鼎记》中的郑克爽也是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小说中，他自从见了韦小宝就没有安生的日子，郑克爽不仅被韦小宝扣了绿帽子，他还要花钱从韦小宝那里买回自己的爷爷、奶奶。而且当他从台湾的官员变为了北京城中的一名小侯爵之后，经常被人讨债，“杀龟大会”后他还莫名其妙地遭人毒打，这让他心里面十分郁闷。于他而言，这些遭遇都是在现世之中的生存困境，虽然不会让他对自我真正去批判和反思，但也使他明白了生存的不易。尼采说过：“存在——除生命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但对郑克爽来说，这种自然的生存难以获得，他只能在现实之中适应这样的困境，不舍弃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努力地生存下去。

此外，《连城诀》中的狄云也是金庸笔下的悲苦角色。他为人稳重，但还是被万圭陷害入狱，并被削断了右手五指。与其他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同，狄云在丁典去世后，就一个人孤独漂泊。当然，金庸并没有把狄云写的孤独一生，小说最后狄云在山洞附近看到了等候他的水笙，于他而言，水笙是他现在唯一的温暖和心灵的救赎。事实上，他需要通过水笙才能感知到自己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麻木的悲催者，四处流浪。

雅斯贝尔斯认为：“生存乃是自身存在，它知道它自己是由超越存在所给予，并且从超越存在为依据。”虽说金庸小说中的这些面临生存困境的人物不曾察觉到超越存在的事物，但他们依旧为了生存，为了自身存在的完整和自我的确定性，选择了各自可接受的方式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