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中华老祖宗的思想是很矛盾的存在，他们整天正经事一件不做，就是喜欢地冥思苦想、忧心忡忡，不仅担心人民会“变傻”，但更害怕人民“瞎搞”，活得真够累的！

有了老祖宗这种身体力行的指导，历经2000多年的延续，这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左右都不是的焦虑深深影响了国人的思维，牢固地刻入了国人的骨髓之中，以至于乃至今日，作为孩子们的家长，无不在担心孩子“变傻”和“瞎搞”中左右为难，还美其名曰：我这都是为你好。

若听闻过国外生活的人会知道：老外对孩子的教育跟中国可谓是天壤之别，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焦虑老外是决然没有的。作为父母，老外关心的不是孩子会不会长不大，会不会“变傻”和“瞎搞”，而是觉得孩子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是一种天性，是进步的体现，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以前看过一个纪实案例：一位中国女人嫁给了一位丹麦的壮汉。壮汉一身肌肉，工作之余特别喜欢拿着锋利的锯子锯木头。一旁5岁的儿子见状非常好奇，常常要求爸爸把锯子借给他，好让他过一把瘾。壮汉自然也欣然接受。

中国女人见到了，条件反射性地冲着壮汉吼了起来：“你怎么让他碰那么危险的东西？锯到手了怎么办？”

壮汉显然习惯了中国女人的一惊一乍，淡然地回复道：“波比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让他碰一下没什么不妥。”

一个简单的案例便可窥见中外教育的天壤之别：中国自古总觉得孩子需要在爸妈的呵护下长大，经不起风雨，过不得湍急的河流；而老外则截然相反，孩子必须要独立，必须要有自我探索世界的意识，否则往后一事无成。

站在父母的角度，父母对孩子左顾右盼实属爱意，但是对于中华老祖宗而言，则不尽然，因为在“爱民如子”的外衣遮挡之下，还藏着中华老祖宗为统治者服务的私心。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距今4000年的上古时期，就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家天下模式，随后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了短暂的学术大讨论之后，秦国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一家独大”的家天下模式，自此，中华民族进入了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社会。

封建集权社会与以往的社会有何不同呢？权力、资源的高度集中是其主要特质，而且这种集中具有显著的不合理之处：全天下的一切全部集中于某一姓氏、某一家族。

天下的一切都属于某一个人，天下的资源全部用于供养某一家族，这显然是极度不合理的。搞得太绝老百姓是会造反的，故而，作为依附于王权的中华老祖宗们，自然就要想方设法帮助家天下的掌门人“维持统治”。

中华老祖宗们思来想去，猛然觉得：让老百姓没有思想，迫使其接受家天下是“天命所归”、“天命所赐”是唯一办法。于是一方面他们为王朝统治者“造神”：声称统治者的母亲遇到了神龙便身怀六甲诞出龙子，另一方面他们抓紧时间制定条条框框、礼义廉耻、律法律例，告知人民要无条件遵守。

以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礼”来说，早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周朝时期，就建立了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仪，而且这种礼仪事无巨细，大到国家外交祭祀，小到小民饮食起居，都有其非常严苛的规定。

就连先人丧葬，周礼都十分“面面俱到”，早中晚穿什么衣服，衣服上的纹路为何，怎么叩首、怎么坐姿……都规定得死死的。有人考证，由于周朝人都是几十人到几百人群居，如果每死一个人都要这般礼数，周人都不要干活了，天天守丧就是了。

由此可见，中华老祖宗宁可人民不吃饭饿肚子，也要束缚人民的行为，不仅仅是有防止他们“变傻”的好的一面，更有防止他们“瞎搞”导致对家天下模式不满的另一面。

如此说来，中华老祖宗喜欢制定条条框框，不仅担心人民“变傻”，更害怕“瞎搞”，真够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