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第四野战军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挥师中南六省。然值此关键时期，毛主席却不顾兵家大忌，临阵换将，先是以“适应战略需要”为由，将刘亚楼调任14兵团司令，数月后又再次下达命令，让因病滞留北京的刘亚楼改任空军司令，不再南下参战。

大战在即，突然被调走最倚重的参谋长，这让林总显然有些难以适应。他连着给毛主席发去三封电报，话说的很直白：“如亚楼留北京不来，前线指挥甚感困难。”之后，他甚至特意赶回北京，请示让刘亚楼回归部队，但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不行。

毛主席为何执意要调走刘亚楼，仅为组建空军，还是别有顾虑？接替四野参谋长的萧克，为何任职不到一年又再度调离？林、萧之间到底有何争论，以至于让坐镇总参的聂荣臻亲自出面救场？

平津战役之后，四野的指挥系统可谓“大受打击”。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都是因病脱离部队，后来一个被调去总政治部当主任，一个去了空军。罗荣桓还好，至少挂着第一政委的头衔，与前线时常有电报往来，而刘亚楼则是彻底跟四野断了缘分。

对于林总个人来说，没有了罗荣桓的全局统筹，至少邓子恢、陶铸、赵尔陆各管一面，作用也能顶上。但刘亚楼这一走，无异于砍断了他指挥作战的左膀右臂。

林总用兵向来以稳重著称，习惯“谋定而后动”，一环接一环，以强大压制力将敌人打得毫无喘息之机。而这种精于计算的战术风格，首先就得保证对部队的绝对控制，这也是林总习惯“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的主要原因。

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刘亚楼这个参谋长的作用，则是以自己为枢纽，带动四野整个参谋体系的高效运转，将林总的战略意图转化为具体部署，充分协调各部队。简单来说，四野打仗，林总是决策者，刘亚楼是实施者，二者缺一不可。

四野挺进中南之后，接连出现146师、135师孤军深入，反被桂军包围的战例。为此，林总也是颇感无奈，他常说四野有百万大军，如此庞大的体量，指挥起来无法保证效率。而保证大兵团统筹，正是刘亚楼的长处，可见林总对于参谋长的离任，多少有些耿耿于怀。

虽然当时四野还有两位副参谋长，陈光和聂鹤亭，但前者性子太烈，虽然能打仗，却缺乏协调各方的魄力和手段，脾气也和林总有些不对付。后者是军中老资格，作战经验丰富，不过他的问题也和陈光一样，处事固执，做不到左右逢源。

当然，这些隐患，毛主席不可能没有预判。之所以要冒着打破四野指挥系平衡的风险，强行调走刘亚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势所迫：

其一、组建空军刻不容缓，要选司令，刘亚楼确实最合适。

其二、四野的“东北色彩”过于浓厚，山头主义不能不防。

山头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讳之莫深的话题。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在东北战场，“林、罗、刘”俨然形成了严密的体系，三人威望高，能服众，掌管部队有临机专断之权，能让百万大军令行禁止。四野诸将中，更有一大半都是林、罗的旧部。

至于刘亚楼，自苏联归国后直接升任参谋长，地位逐渐压过了老资格的谭政，成为四野实际上的第三把手。如此晋升速度，虽然跟个人能力有直接关系，但也不能说没有特殊关照，毕竟林总爱用熟人的习惯，在军中并非秘密。

而这，恰是毛主席顾虑所在。

四野以东北为大后方，南下后又控制中南六省，若再延用东北这套老班子，难免一家独大。为杜绝山头，就必须“掺沙子”，引入不同派系的外来人，稀释“东北色彩”，让四野摆脱地域野战军的标签，升级为“国家直属战略集群”。

调走刘亚楼，刚好是一个契机。唯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考虑该由谁来接任四野的参谋长一职。

一野、二野皆有战事，本身就缺干部，自顾不暇。三野扫荡华东，还要帮扶中原，甚至预备了一批干部去当外交官，实在挤不出人。唯一的可能性，就只有已经结束了作战任务的华北军区。

不过聂荣臻、徐向前都是老资格，来给林总当参谋长显然不合适，杨得志解放太原后被彭德怀带去了西北，杨成武卫戍京津责任重大，罗瑞卿要筹建新兵种。细数下来，华北名将剩下的即战力中，只有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的萧克最合适。他有红二方面军和晋察冀的双重背景，确是平衡四野指挥体系的理想人选。

1949年4月23日，四野最后一次以“林、罗、刘”为序，向各部队军、师以上首长签署命令。4月29日，在确定部队南下作战方案时，电报的署名已然改为了“林、罗、萧”。

一字之差，却象征着四野权力更替的震动。

毛主席选择萧克来搭档林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两人知根知底，理论上不存在磨合问题。林、萧渊源颇深，既是黄埔四期的同窗，又都来自叶挺所部。萧克自上井冈山后，从连长干到纵队司令，一直都是林总的直接下级，期间就给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参谋长。

但事与愿违的是，按四野参谋处长苏静后来的说法：

“林总对萧克的到来并不热情，会议上常沉默以对。”

对此，萧克也在回忆录中坦诚写道：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总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对我是信任的，但也有过争议。”

萧克所说的这次争议，即是指南下过程中的“路线之争”。

当时四野战线推进至两广，林总谈到接下来的战略方向，认为应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策略，让部队着重于地方剿匪，先稳住农村和山区，再逐步向城市发展。对此，萧克不以为然，主张侧重点该放在夺取和接管大城市，确保工业生产和铁路交通的恢复。两人各执一词，以至不欢而散。

按理说，城乡路线之争，只是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但林总显然对此耿耿于怀，在后来中南局会议通过他的提议后，林总却借此点了萧克的名，说他总是喜欢“否定”一切。

其实在四野，林总并不掩饰自己对于萧克的“不适应”。

刘亚楼在当参谋长时，曾向参谋部着重强调：

“一个参谋要勇于承担责任，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向首长建议，要语言简练。如果首长向你提问，不懂就是失职，乱说就是犯错。”

这句话的思路是什么？就拿刘亚楼自己为例，他也经常跟林总提意见，但底线是林总已经明确决定的事情，他不会去反驳，参谋长是辅助者，强硬干扰决策就是喧宾夺主。所有在刘亚楼时期，参谋部就是林总意志的绝对延伸。林总之所以看重刘亚楼，正是因为其超强的执行力与绝对的顺从理念。

但论风格，萧克和刘亚楼截然不同。

萧克被誉为“军人学者”，他强于思考，有主见，敢争论，一到四野就要求改组司令部，推动部队多样化训练，以迅速让四野适应南方的作战模式。但这些军事层面的改革，必然和林总原本的一些战略习惯形成冲突。

萧克这位参谋长，其实更类似拥有一定决策权的副司令。萧克和刘亚楼的本质区别，是刘亚楼会顺着林总的思路去执行，而萧克则会选择纠正林总思路的漏洞，然后再去执行。

不过很显然，在军事上极有主见的林总，很难接受自己的参谋部会发出“不同声音”。对于和林总的相处，萧克其实也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他曾说：

“我同林总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游击战争时期，同事间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林总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自尊更严重了，但我还是用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

当然，这种风格冲突，只局限于司令部之内，并未影响四野的南下作战。相反，萧克相较于刘亚楼，全能型更强，比如他在《南下作战报告》中，就创造性的提出了众多改革措施，涉及地方工作、兵种改革、战地医疗各个方面。也正是这些方案，给予了四野百万大军最坚实的保障。

遗憾的是，萧克担任四野参谋长不到一年，就再次接到调令，就此离开了作战部队。而对于这次离任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

1949年底，衡宝战役结束，萧克在衡阳碰到了刚从北京来的黄克诚。一见面，黄克诚就告知了他一个消息：

“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两种方案，一是到总参军训部，二是到英国去做外交大使。”

对此，萧克有些诧异，怎么刚来四野，又要被调走，万一真去英国当大使，那就彻底要脱离军队了。他向黄克诚询问这是谁的意见，黄克诚没有明说，只是让他放宽心，解释朱老总已经帮他说了话，还是更建议他去总参。

1950年4月，萧克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调他到总参军训部任部长。而直至去了北京萧克才知道，他的这个军训部，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工作人员，就他一个“光杆司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要组建一个新部门，北京有的是干部可以用，为何偏偏要把萧克匆忙从前线调回来？按萧克自己的回忆，他是听到过一些消息的：

“有人说我到四野是林总点名要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总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

确实，建国之后，关于萧克担任参谋长时与林总合作困难，因此被调离四野的说法甚嚣尘上。萧克虽不太情愿相信这些话，但也曾感慨：空穴来风，良有以也，毕竟当时林总对四野干部确是有一套“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的方案。

不过按官方的说法，真正建议让萧克主持军训部的人，其实是当时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而林总并未反对，只是批示“萧克同志擅长军事理论，宜担此任”。

聂荣臻为何要这样做？

对于四野的干部关系，他这代理总长不可能不知情，更何况林总是他多年的老搭档，和萧克更是从南昌起义一直合作到华北战场，与两人的情谊都很深厚，手心手背都是肉。既然前线胜局已定，林、萧之间又多有战略争论，那让萧克回到北京辅助自己组建总参的班子，又何尝不是皆大欢喜？

萧克性格豁达，常说自己是为国家工作，不屑为个人驱策。聂荣臻将他从四野参谋部调到总参谋部，得以摆脱束缚，独当一面，也是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

值得一提的是，在萧克离开四野的前一天，林总夫妇在东湖亲自为他践行。林总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但这天，他却对萧克说了很多勉励的话。或许从内心情感上来说，他只是介意萧克的处事风格，两人的合作总体来说还是很成功的，更何况又是多年的老友，哪有什么过不去的人情关。

当然，四野的两次换将事件，也都折射出了毛主席精妙的权力平衡思维。刘亚楼离任后，四野南下势如破竹；萧克调离次年，四野完成中南六省全境解放。看似"阵前换将"的兵家大忌，实则是主席"不使一将久居其位"的用人智慧。四野的辉煌战绩，也正是得益于不同军事思想的碰撞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