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撬门亮灯事件持续发酵，表面看是基层人员擅自破门给商铺通电的荒唐闹剧，实质却撕开了基层治理中权力任性的危险切口。当撬棍击碎商铺门锁的瞬间，砸碎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门锁，更是法治社会的底线。

一、权力扩张的黑色逻辑

古城亮化工程本无可厚非，但当基层执行者将"倡议"异化为强制命令时，暴露出的是根深蒂固的权力任性。从要求商铺统一亮灯到强制居民开窗通风，从入户消杀到破门执法，近年来屡见不鲜的越界行为，折射出某些基层部门对法治边界的漠视。这种"目标正义论"的思维定式，让执行者理直气壮地突破法律框架，将行政目标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

权力扩张遵循着可怕的惯性逻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运动中的暴力执法，2020年某地防疫人员破门带走未接种疫苗老人，历史与现实不断验证：任何突破法治框架的权力行使，都会形成路径依赖。此次撬门事件中，若不对责任人严惩，难保不会出现"亮灯工程"向居民住宅蔓延的升级版。

二、不容逾越的法治红线

刑法第245条明确规定非法侵入住宅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禁止非法侵入他人场所，民法典第240条强调物权保护。这些法律构筑起公民权利的铜墙铁壁，却在撬棍面前形同虚设。执行者可能辩解"为公不为私"，但法律从未赋予为公共事务侵犯私权的豁免权。

公权力的边界在宪法中清晰可循。行政强制法第43条严禁夜间执法，第18条限定强制措施实施条件。即便出于古城景观考虑，也须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业主同意。涉事人员的行为已涉嫌多项违法，若止于"执行偏差"的轻描淡写，将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三、重构基层治理法治框架

事件处置不能止于辞退临时工式的问责。需要启动刑事立案程序，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责，同时追究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某地法院2021年判决的"防疫破门案"，判决镇政府赔偿损失并公开道歉的案例，为此类事件的处理提供了司法样本。

根治权力任性需要制度重构。建立基层执法负面清单，将破门、断电等行为列入绝对禁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在亮化工程等民生事项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设立基层法治督导员制度，让每项决策经过合法性审查。北京推行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通过权力制衡有效约束了基层滥权。

撬门亮灯事件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基层治理中潜伏的法治危机。当权力失去缰绳，任何美好的治理愿景都可能异化为权力噩梦。唯有将权力牢牢锁进法治的笼子，让每个执法行为都经得起民法典的审视、刑法的拷问，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不仅是对大同事件的应有回应，更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