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医院病房内，周恩来总理的心电图显示为一条平直的线。此时，守在床边的工作人员终于意识到，这位深受爱戴的领导人已经永远地告别了他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冲到他的遗体旁，痛哭失声，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她用颤抖的手轻抚周恩来的脸庞，最后亲吻了他的额头，悲痛欲绝地喊道：“恩来！恩来！你就这样离开了……”
【周恩来：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
在众人的安慰声中，邓颖超的心情逐渐平复了一些。这时，护士上前，轻轻地将一条雪白的床单覆盖在周总理的身上。随后，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邓颖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的床边。
邓颖超被搀扶着坐在靠近门口的沙发上。尽管内心极度悲伤，她仍然强忍泪水，向在场的医务人员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不久后，多位中央高层领导前往医院，向周恩来总理的遗体致哀。邓小平和李先念率先抵达，随后其他领导人也相继到场，向这位伟大的总理表达最后的敬意。
周恩来总理因病入院后，邓颖超几乎每天都会到医院陪伴照顾。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亲眼见证了她对总理的深情厚谊，大家对这对夫妇的感情既羡慕又敬重。每当邓颖超来到医院，医护人员都会微笑着向她致意，随后主动离开，为夫妻二人创造独处的空间。
1976年新年刚过，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邓颖超因此每天都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她刚到家，医院就来电话催她回去。面对这种情况，邓颖超从不抱怨，总是立刻穿上刚脱下的衣服，迅速赶往医院。当时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后来回忆了这段经历。
周总理住院后，我搬到了西花厅，不再回家。组织批准后，我把正在上学的女儿也接了过来，让她和我一起住在这里。我提前跟女儿说好，如果她半夜醒来发现我不在，不用着急，我是陪邓大姐去医院看周总理了。自从周总理做完第四次手术，西花厅的气氛就变得格外紧张。邓大姐每天都要去医院，很多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连司机都不能回家，大家的心都悬着。
赵炜观察到这些迹象后，心中不禁一沉，觉得事情不太对劲，这表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1976年1月5日，医疗团队为周恩来实施了又一次重大手术。自1974年6月住院以来，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六次大型手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手术成为了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最后一场医疗救治。手术的时间节点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都显示出这位国家领导人正在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这次手术不仅是他医疗史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
那天，邓颖超一整天都守在医院，陪在丈夫周恩来身边，直到他手术结束，病情趋于平稳，她才在众人的劝说下离开。等她到家时，已经接近午夜了。
邓颖超刚到家，外套一脱，沙发还没坐热乎，医院的电话就追来了，催她立刻赶过去。赵炜后来回忆了这件事。
医院来电语气急切，这一刻我深刻意识到，周总理的生命或许已进入倒计时。
接到电话后，邓颖超立刻起身，迅速穿上外衣，强打精神赶往医院照料她的丈夫。
医护人员看到邓颖超劳累的样子，心里特别不忍，纷纷劝她：“大姐，您先休息一下吧，有什么事情我们来做就行！”邓颖超感受到他们的关心，诚恳地回应：“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总理需要我在身边，这样他才能更踏实。”
周恩来总理在病榻旁对医生说道：“我的病情已经明确，无需再让专家们耗费精力。他们应当去救治那些更急需帮助的患者。我希望能回家继续治疗……毕竟离开已经两年有余，实在渴望重返故土。”
听完周恩来的话，医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劝他安心接受治疗，别总想着出院的事。周恩来听后，便没再提回家的事。他一向自律，明白自己的要求会让医护人员为难，于是主动放弃了回家的想法。
据赵炜回忆，那段日子邓颖超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丈夫，即使身体已经十分疲惫，也从未松懈。
那段时光，无论昼夜，我内心始终充满焦虑。每当电话响起，我就担心是医院打来的。平时只要有人提到医院，我的心跳就会加速，生怕电话那头传来“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7日，周总理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呼吸变得极其微弱，持续处于昏迷中。医疗团队和护理人员全天候守在病房，随时准备进行紧急救治。邓颖超对此深感忧虑，但在医生的建议下，最终选择回家稍作休息。
深夜11点，周恩来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一睁眼就看到吴阶平医生守在床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边已经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其他病人吧，他们更需要你们的帮助……”
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话让吴阶平医生深受触动。看到总理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依然心系他人，吴阶平忍不住热泪盈眶。
周恩来总理讲完话后，目光始终望向门口，仿佛在等待或寻找某人。值班医生见状，关切地询问：“总理，您是在找大姐吗？她已经离开了。”
医生话音刚落，周恩来总理微微摇了摇头，示意自己并无大碍。然而，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周总理心里放不下邓颖超，急切地想要见到她。
考虑到邓颖超连续多日在医院陪伴，体力严重透支，工作人员决定不打扰她，没有拨打电话。
深夜时分，时钟指向了午夜12点，周恩来总理依然未能入眠。他双眼凝视着周围的一切，静静地观察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物品。
当时，张树迎和高振普等人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看到总理似乎状态有所改善，他们感到十分欣慰。但与此同时，医生们却神情凝重，没有表现出任何乐观的迹象。
那天晚上，邓颖超终于能在家里过夜了，这是元旦后她第一次完整地待在家里。原因很简单，医院那边没给她打电话。
1月8日清晨，邓颖超醒来时觉得身体异常疲惫，于是让赵炜联系医院，询问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电话那头，值班人员告诉赵炜：“总理昨晚你们离开后，状态还算稳定，但有点反常。他眼睛四处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们问他有什么需要，他摇头不说话；劝他休息，他也不肯闭眼。大家都觉得挺奇怪，不过看他精神还行，今天早上病情也没啥变化。”
得知周恩来总理身体状况稳定，赵炜转达了邓颖超的指示：“邓大姐决定上午暂时不去探望，等总理有需要时再前往。”
赵炜结束通话后，立即向邓颖超汇报了周恩来总理的最新状况。听完赵炜的讲述，邓颖超心中的担忧明显减轻了。
医生进入周总理的病房后，首先查看了心电监护仪，发现数据没有明显异常。接着，他走到病床边观察周总理的情况。周总理正平躺在床上，双眼紧闭，面色暗淡，嘴唇略带青紫。他的呼吸频率较快，大约每分钟超过30次，虽然脉搏达到90多次，但跳动的力度很微弱。
基于长期临床观察，医疗团队发现周恩来总理的健康状况出现异常，随即通知了心内科和麻醉科专家进行会诊。随后，周恩来总理的私人医生吴阶平带领医疗小组迅速赶到现场。
医生走到周恩来总理身旁，解释道：“总理，您的呼吸道被浓痰堵塞，导致呼吸困难，氧气无法进入，情况非常紧急。主任建议立即通过鼻腔插入一根软管，将痰液吸出，然后大量供氧，这样就能缓解症状。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请点头或睁一下眼睛表示确认。”
片刻之后，周总理虽然依旧闭着双眼，但微微颔首示意。
在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后，医疗团队迅速展开急救，然而吸出的痰液量并不理想。与此同时，高振普紧急联系了邓颖超的住所。在通话中，他急促地催促道：“立即行动，情况紧急，请尽快赶到！”
快到医院时，赵炜想着得让邓颖超有个心理准备，于是告诉她：“小高说，情况不太乐观。”邓颖超听完，嘴唇紧闭，一言不发。
邓颖超步入走廊时，两侧早已挤满了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病房内的景象与往日大不相同，原本摆放的物品都被移走，床边堆满了急救设备。医生们正全力以赴进行抢救工作。
周恩来的心电图监测数据急剧下降，初始显示为60次/分，随即骤降至40次/分，短短数秒内又跌至20次/分，最终心电活动完全消失，呈现为一条水平直线，同时他的脉搏也停止了跳动。
医生们对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约十分钟的紧急救治。随后，吴阶平与其他几位专家商议后决定：“可以结束抢救了，撤掉所有设备。”
吴阶平还没讲完，突然有人惊呼：“总理！总理！您快醒醒……”
邓颖超听到病房内的动静，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意识到自己晚了一步。她冲进房间，直接扑向周恩来的遗体，泪如雨下，不停呼唤着：“恩来，恩来……”
邓颖超颤抖着双手，轻抚周恩来的脸庞，随后深情地吻了他的额头。她悲痛欲绝，哭喊着：“恩来！恩来！你就这样离开了……”
邓颖超的哭声穿透了现场，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那种强烈和痛苦让人难以承受。她的呼喊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的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到她的悲伤和无奈。这种情感的流露，不需要任何修饰，就已经足够让人感受到其中的重量和深度。
【邓颖超：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
1919年，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天津的学生爱国活动中初次见面。次年10月，周恩来从天津启程，奔赴上海，计划前往法国深造，探索救国之道。
得知周恩来即将前往寒冷的欧洲，邓颖超担心他受冻，特意亲手编织了一件毛衣。临行前，她将这件毛衣交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在毛衣内发现了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愿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接过邓颖超递来的毛衣，轻声安慰道：“别气馁，你还年轻，未来的学习机会多着。等我到了欧洲，会经常给你写信的。”
1923年，邓颖超在巴黎收到了一封信。看到熟悉的笔迹，她心里暖洋洋的。信封里装着一张明信片，画面里绿草如茵，鲜花怒放，阳光明媚。明信片上，三位金发女孩正迎着风奔跑。
邓颖超凝视着手中的明信片，内心充满温暖。当她翻转卡片，周恩来的笔迹映入眼帘："奔向无拘无束的春天！冲破固有枷锁！勇往直前！"
这句话如同炽烈的火焰，瞬间点燃了邓颖超内心的激情。此刻，她深切感受到了周恩来传递过来的革命热忱……
情绪平复后，邓颖超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询问周恩来对于成立一个先进妇女团体的看法，并委婉地探询道："你以前不是坚持独身主义吗？现在对这个态度有所改变吗？"
很快，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的答复，信中明确支持成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同时，周恩来在信中也表达了对她的深厚情感。邓颖超随即回复了一封信，写道：“我们的想法一致，心灵相通，愿意携手并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追求她的经历时提到：
有一次，他突然写信给我，急切地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明确为恋爱关系，并要求我尽快回复。我的母亲一直主张民主自由，从小她就尊重我的婚姻选择，但她也希望自己能提供一些建议。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建议我先不要急着回复，等他回来见面后再做决定。尽管母亲这么想，但周恩来同志的热情让我无法拖延，我觉得必须立即回应。最终，我没有听从母亲的意见，坚持了自己的婚姻自由，直接向周恩来同志表明了态度。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举行了婚礼，正式成为夫妻。当时，邓颖超年仅21岁，周恩来27岁。两人从此携手共进，相互扶持，始终坚守共同的信念，相伴一生。
婚礼当天，邓颖超从天津火速赶往广州，与周恩来拍摄了结婚纪念照，随后两人共同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新婚之夜。
次日清晨，周恩来因省港大罢工的紧急事务，不得不与妻子邓颖超分别。面对丈夫的忙碌，邓颖超显得格外理解与支持。她坚信，无论身处何地，只要与心爱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家的所在。这种坚定的信念，不仅体现了她对周恩来工作的支持，也反映了她对两人关系的深厚信任。邓颖超的态度，无疑是那个时代女性坚强与独立的缩影，她的言行，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
1926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汕头庆祝了他们婚后的首个周年纪念。九年后，1935年10月，他们共同经历了长征的艰苦考验，最终在陕北的瓦窑堡拍摄了一张疲惫但坚定的合影。
1938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武汉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荷兰友人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摄影机前拍摄的，成为了两人深厚感情的见证。
1939年5月，重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遭遇了日军的空袭。事后，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办事处门口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也成为了那个特殊时刻的见证。
1943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时收到两份邀请函。一份来自延安马列学院，另一份由中共中央党校发出。这两份函件的目的相同，都是请求毛泽东前往进行专题演讲。
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刚从后方回来，大家对当前局势都很关心，你帮我跑一趟，给大家讲讲情况吧。”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延安期间，周恩来因坠马导致手臂受伤，邓颖超对此深感忧虑。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有限，周恩来的肘部未能得到有效治疗，导致关节活动受限，手臂只能保持弯曲姿势。
在毛主席的关心和安排下，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两人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见证。
1940年8月8日，正值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15周年之际，两人在重庆拍摄了一张纪念照片。这一天被称为“水晶婚”，象征着他们婚姻的坚固与透明。照片不仅记录了他们的幸福时刻，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邓颖超不应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出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邓颖超此后不再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尽管如此，她对丈夫的关心始终如一，曾写信叮嘱道："务必保证充足睡眠，控制饮酒，勤洗澡，这些是我最挂念的，回来后我会亲自检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去世。在他患病期间，邓颖超始终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为周总理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
1988年春天，邓颖超望着院子里绽放的海棠花，不禁回忆起与周恩来共同度过的51年岁月，深情地创作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她在文章中表达了深切的思念，用文字记录了那段珍贵的回忆。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花厅的海棠再次绽放。然而，欣赏这美景的主人已离世十二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你一直钟爱海棠花，解放初期偶然发现这个开满海棠的院子，便深深爱上了这里，决定在此定居。你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我已经住了三十八年，比你还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