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凭借四方面军兵力强大、人数众多，拒绝执行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坚持南下。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他逐渐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抵达陕北后，他对党中央的批评表面接受，实际上却毫无悔改之意，最终背叛了党，投靠了敌人。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深刻洞察了问题的本质，并对其行为作出了精准的预测，这些预测后来都一一应验。
毛泽东对张闻天提出交出“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张闻天应当继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而不是轻易放弃。毛泽东强调，领导层的稳定对党的发展至关重要，张闻天的经验和能力是当前形势下不可或缺的。他主张张闻天应坚持履行总书记的职责，确保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的这一立场反映了他对党内领导结构稳定的重视，以及对张闻天在党内的认可与支持。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的懋功地区会师。时任四方面军30军政委的李先念，奉命迎接党中央。正是在这次会师中，李先念首次见到了毛泽东。五十年后，已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接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那天晚上，毛泽东和李先念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询问李先念第三十军的兵力情况（李先念之前负责第九军，当时掌管第三十军）。李先念回答大约有两万多人。毛泽东又问他的年龄，李先念说二十五六岁。五十年后，李先念仍然对当时未能充分准备迎接一方面军感到遗憾。他表示：“我们刚到达不久，他们就紧随其后赶到了。我们没想到他们会来得如此迅速。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甚至为他们补充了一千多名士兵。一、四方面军之间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1900年，早年留学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国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闻天在党内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他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闻天还参与了延安整风运动，对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而受到批评，此后逐渐淡出政治舞台。1976年，张闻天因病去世。他的一生充满曲折，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宁静与欢愉并未持续太久。6月25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前往县城以北的两河口，迎接前来参加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张国焘看到“曾经壮硕如今却骨瘦如柴”的一方面军时，脸上立刻浮现出轻蔑的表情。已卸任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观察到张国焘的反应，他后来回忆道。
当时，一方面军的兵力仅有一万多人，而四方面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多人，远超前者。正是由于这种悬殊的兵力对比，张国焘认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必须依赖他的支持。会师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夺取松潘并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他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这一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选择”，并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掌控松潘地区。”
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让张国焘担任军委副主席，负责统一指挥，组织松潘战役。然而，他很快就偏离了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战略计划，不断强调攻打松潘的难度，并以此为由向党中央施压，要求尽快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此外，他还向中央慰问团成员、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议改组红军总司令部，建议让徐向前担任副总司令，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并在军委设立常委会来决策战略问题。
中央原本希望两支军队能够齐心协力，迅速从藏区撤离并向北推进。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行动。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经过多次权衡，最终决定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张闻天向来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愿意让出自己负责的总职务，交由张国焘接任，以此化解双方的分歧。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同时也是张闻天妻子的刘英后来回忆了这一事件。
毛主席认为张国焘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内心有很强的权力欲望。他觉得如果不给张国焘一个重要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真正团结起来。毛主席分析，张国焘的目标是军委主席的位置，但这个职位已经由朱德担任，张国焘无法取代。如果只让他担任副主席，与周恩来、王稼祥同级，他又会感到不满。张闻天曾向毛主席提议：“我可以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但毛主席认为这不可行，因为张国焘真正想要的是军权，即使给他总书记的位置，他可能仍然不满意，而一旦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经过反复考虑，毛主席最终决定让张国焘担任总政委。毛主席的想法是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让他完全掌握军权。
张国焘被任命为总政委后，勉强执行了军委为弥补战机延误而制定的松潘战役第二阶段计划，带领四方面军北进至毛儿盖。然而，到达毛儿盖后，他再次拒绝继续行动，向中央提出条件，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名干部提拔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此外，他还对遵义会议提出批评，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由于这些内部分歧，红军未能及时发动松潘战役，反而陷入敌军的多面围攻，局势极为严峻。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党的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早年参与革命活动，并在党内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然而，他在长征期间与党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甚至一度另立中央，导致党内分裂。最终，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转投国民党，并在晚年移居海外。张国焘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他的选择和行动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推进红军联合北上的战略目标，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局势、工作安排及组织架构问题。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张闻天拟定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该文件明确指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两支红军的首要使命，同时重申了双方加强团结的迫切性。决议系统梳理了会师以来一个多月的关键问题，针对性地处理了实际困难，明确否定了"西进"和"南下"的错误主张。
在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提交了一份与各方协商后的干部调整方案，提议增补四方面军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具体安排包括：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晋升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进入政治局担任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对此早有盘算，试图通过安排自己人在中央核心层占据多数，从而达到控制党中央决策的目的。党中央虽然看穿了这一意图，但为了维护与张国焘的团结，确保四方面军顺利北上，最终做出了适当的让步。
沙窝会议结束后，红一、四方面军被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30军，由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指挥，集中在毛儿盖一带，向班佑和巴西方向推进。左路军则由红四方面军的9、31、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9军团组成，朱德和张国焘负责指挥，集结在马塘和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前进。左路军计划向东推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随后两路军队一同向甘南进发。
张闻天曾明确指出，张国焘有意图另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尽管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多次妥协，张国焘依旧心怀不满。回到毛儿盖后，他再次主张向西进军阿坝，目标是青海和甘肃的偏远地带，而非从阿坝北上东进。他甚至计划抽调兵力南下，进攻抚边和里番。针对张国焘这种反复无常、阻碍北进的错误战略，张闻天于8月15日致电张国焘，强调：“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应立即行动，不能再拖延，以免贻误大局。”“目前洮河、夏河一带敌军防御薄弱，若拖延，敌军将构筑堡垒，增加攻取难度。”“班佑以北地区粮草充足，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应选择右路前进。”“当前应集中力量北上，不应抽调兵力回击抚边、里番的敌军。”
张国焘并未专注于北上计划，红军此时面临两条路径的抉择：一是通过阿坝进入青海，二是经由班佑向甘南东进。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向。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了主要报告。与会者一致支持红军向东发展的策略，并决定左路军应尽快与右路军会合。党中央迅速将会议决议电告张国焘，明确指示左路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地区（主要是洮河东岸），并以此为基础向东扩展，以控制陕甘广大地区”。
在班佑和巴西地区，右路军正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消息，然而那边却毫无音讯。徐向前回忆道：“我们右路军在8月底才艰难地穿越草地，占领了包座。可左路军迟迟没有行动，真是让人心急如焚。毛主席找到我和陈昌浩，商量如何说服张国焘，让他赶紧带着左路军跟上。我提议，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毛主席觉得这主意不错，决定一边发电报催促，一边派部队支援。于是，我们以朱德、陈昌浩和我的名义发了电报，同时命令四军31团准备好粮食，随时待命出发。”
照片中的人物依次为：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张国焘起初答应北上，但当队伍到达葛曲河时，恰逢河水暴涨，他便以此为借口，再次改变主意。徐向前指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左路军中有一支百余人组成的造船队，完全可以在当地获取材料，轻松制作简易渡河工具。他认为，张国焘此举不过是为了对抗中央的北上决策。随后，张国焘下令左路军撤回阿坝，并通过电报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在这个关键时刻，关于红军是继续北上还是转向南下的决策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商议后，决定让徐向前和陈昌浩出面调解，试图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然而，张国焘态度坚决，任何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到了9月8日晚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和徐向前在红3军团的临时营地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向张国焘发送了一封电报，强调必须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并希望他“深思熟虑，坚定决心，在阿坝和卓克基补充物资后，立即改变路线向北推进”。
张国焘依旧找各种理由拒绝北上，反而大力主张南下。他还给陈昌浩发了一封加密电报，指示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南下，并在党内展开彻底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如果当时处理不当，冲突很可能爆发。”这封密电送达时，陈昌浩正在作报告，便将它交给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读完电文，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机智地将电文上报给党中央。毛泽东收到后，立即抄录了内容，并马上与张闻天、博古商议应对方案。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党中央继续留在此地，形势将变得不可预测。
他们迅速抵达巴西的第三军团基地，与正在那里休养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商讨后，一致同意中央必须暂时与第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同天夜里，右路军的第一、第三军团以及军委直属部队秘密启程，经过两天的快速行军，于9月11日抵达甘肃南部的迭部县俄界。在紧急转移过程中，张闻天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同时向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命令，并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全体同志书》，反复强调北上策略不可动摇，敦促左路军立即北上。
中央在向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张国焘所发电报与中央决策相悖。为此，中央已另行通知张国焘撤销该电报。指示中还提到："鉴于张总政治委员未能履行其职责，偏离了中央的战略部署，为确保中央决策得到执行，现直接向前线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下达命令，并要求严格执行。"此外，中央决定"右路军将统一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在紧要关头，张闻天沉着冷静，灵活应对，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和军队领导人迅速决策，妥善解决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他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全体同志书》中强调：“我们必须遵循党中央的正确战略，继续向北推进”，“中央的战略是唯一正确的，反对南下，主张北上，这是为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要坚定支持中央的战略，立即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
张闻天抵达俄界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明确指出：“中央重申战略方针，要求张总政委立即指挥左路军向班佑、巴西方向前进，不得延误。”这一沟通方式从协商转变为直接命令，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外，他在团级以上军事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解释中央坚持北上战略的原因：西北地区是蒋介石统治的薄弱环节，红军可在该地休整并积蓄力量，同时该区域靠近抗日前线，北上行动的核心目标正是为了抗日。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了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俄界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以及当前的行动策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与张国焘的冲突实际上是两条不同路线的对立。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这样下去，最终只会导致另一个政党的形成。”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预测的准确性。
突然之间，就冒出了另立“中央”的情况。
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张国焘的行为提出批评。他提到：“当时我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一步步引导他，设法让他从错误的立场中走出来。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大量干部和力量的损失。为此，我们多次发电报，试图将他拉回正轨。”这番话表明，张国焘对中央决策表现出明显的傲慢态度，而中央在多次劝说无果后，才不得不采取策略性手段，逐步将他引向正确的方向。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现四川省马尔康县）的白莎喇嘛庙召集高级干部开会，公开与党中央决裂。他在会上宣布，不再承认原有的中央领导机构，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书记”。他还提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应被撤职，开除党籍，并下令通缉。同时，杨尚昆、叶剑英也应被免职并接受审查。张国焘声称，原来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主张效仿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做法，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徐向前后来回忆了这一事件。
张国焘突然提出另立“中央”的主张，让在场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就连一路南下时不断称赞中央的陈昌浩，也没料到这一出，一时间没站出来支持张国焘。会场里气氛凝重，没人愿意第一个表态。张国焘只好点名让一位一方面军的军级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期间对中央领导有不少不满，他情绪激动地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件。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听了这些从未听说过的事情，顿时一片哗然。
中共中央在抵达陕北后，继续以极大的诚意和耐心劝导张国焘，希望他能认清形势，回到正确的革命轨道。中央深知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十分敏感，恰巧这时，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历经三个月的艰难旅程，成功抵达陕北，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一重要联系为中央争取张国焘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充满张力。两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的合作并不顺利。张国焘曾是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然而在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战略和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矛盾最终导致张国焘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甚至一度另立中央。尽管后来张国焘重新归队，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毛泽东则逐渐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核心人物。两人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体现了当时党内对革命道路的不同理解。
张闻天、毛泽东与林育英经过讨论，决定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利用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对张国焘进行教育、引导和施压。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向张国焘发送电报，提醒他重视党内团结问题。
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严厉批评了他的行为。张闻天表示，双方在政治原则上的分歧可以留待以后解决，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破坏了党的统一，只会让敌人高兴，对革命毫无益处。他强调，虽然目前没有对张国焘做出任何组织处理，因为张国焘是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党对此持谨慎态度。然而，对于张国焘的政治错误，党不能保持沉默，不久后将发出电报，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使四方面军回到正确轨道。张闻天还敦促张国焘主动取消他成立的临时中央，否则，这种分裂行为不仅会引起全党的反对，连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可。
在11月，四方面军接连攻占了宝兴、天全和芦山，消灭了敌军五千多人，形成了直逼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局面。张国焘因此更加自信，认为这证明了南下策略的正确性。当中央通知他一方面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时，他自信满满地回电说：“这次胜利打开了川西的大门，为建立川康苏区奠定了基础，证明了南下的正确性，同时也完成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他还坚持认为自己的“临时中央”是合法的，并致电林育英，指责党中央是“假冒的中央”，要求其“自动取消中央的称号”。
1936年1月，张闻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重点讨论了张国焘擅自建立另一个中央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同志此举，等同于与党和中国革命决裂。党中央除了发电报命令张国焘立即撤销所有所谓的‘中央’并停止一切反党行为外，还决定在党内公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决定。”这一决定即张闻天撰写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林育英再次给张国焘发去电报，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支持中国党中央的政治决策”，“你那边可以设立西南局，直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你们与中央的原则性分歧可以提交给共产国际处理。”张国焘认为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更具权威性。与此同时，战场形势日益恶化，他本人也坦言：“我们南下的战略，显然没取得什么成果。”“临时中央”失去了原有的支持力量和信心，立场也随之软化。
正如徐向前所言，张国焘是个缺乏原则和明确方向的人。面对他这种善变的性格，必须提前做好防范。2、6军团即将与四方面军汇合，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四方面军和2、6军团负责人发去电报，表示：“我们与张国焘同志在政治和战略上已无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提……我们都支持北上的方针。”
四方面军在南方行动失败，向西推进也遭遇挫折，处境极为艰难。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协助和催促下，张国焘逐渐认识到“临时中央”已无法维持。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解散“临时中央”，表面上同意北上，但内心依然不甘，因此在北上行军中多次拖延，迟迟不愿与党中央汇合。
张闻天再次预见张国焘将背叛党组织并从事特务活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成功汇合。到了11月30日，朱德和张国焘带领的红军总部机关抵达保安，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亲自迎接。与一年前在河口的一、四方面军会师相比，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当时在场的李德回忆说：“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到来。他们看起来情绪很低落，大部分人的衣服都破破烂烂，颜色五花八门，甚至有人穿着喇嘛和藏族的服装。”
1937年初，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不久，就开始在内部批评张国焘的问题。林育英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在2月6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为《从现在来看过去》的自我检讨。
3月27日到31日，张闻天主持了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延安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张闻天在总结时明确指出了张国焘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右倾机会主义，二是军阀土匪主义，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他还具体提到，张国焘对革命的前景感到悲观，过分强调武力，在四方面军中搞个人独裁。会上，不少人建议撤销张国焘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但张闻天代表中央表示，暂时不对张国焘做出组织上的处理，而是希望他能自己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
在延安时期，尽管针对张国焘的路线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但他依然保留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4月6日，他在《党的工作》第31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错误》的文章，其中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涉及整个路线，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对党和中央的反叛行为。
他是否真心承认错误？实际上，他并未真正屈服。后来他公开表示，那些针对他的批评和斗争，不过是见不得光的伎俩。他甚至对张闻天直言：“张国焘已经失势，根本没必要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张旗鼓地搞什么斗争。”从他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抗拒，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
张闻天针对张国焘坚持错误态度的问题，明确表示：“犯错的同志若不想被逐出党组织甚至成为叛徒，必须主动与自身错误斗争。若执迷不悟，最终只会走上背叛的道路。”张国焘是否会真正下决心改正错误？两年前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已预见到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将导致“另立党派”，这一预言不幸成真。两年后，同样的预言是否会再次应验？
在党中央全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却表现得异常悠闲。他时常在山野间游荡，或带着儿子和年轻人郊游聊天，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内心充满不满。他工作态度消极，生活上则显得轻松自在。这种态度使得他与党中央的关系逐渐疏远，甚至产生了不愿与党内同志为伍的想法。
1938年春节后，张国焘开始谋划脱离中共的策略。他坦言：“我决定离开中共，寻找时机尽快离开延安。虽然这是一次冒险，但内心却异常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无留恋，每天都在反复思考如何实现这个决定。”机会终于来临，4月4日，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前往中部县，随后转道西安，最终抵达武汉，投奔国民党。
正如所料，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将他交给军统负责人戴笠，张国焘因此获得了少将军衔，成为军统特务。从最初试图建立第二党，到最终走上叛变之路，再到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张国焘的轨迹印证了张闻天的判断。张闻天准确把握了张国焘的本质，因此他的预见得以逐一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