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支强大的军队在最后一位统帅的带领下，面对英法联军时，尽管装备落后，依然顽强抵抗。同时，他还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然而，这位统帅的结局却出人意料，最终在麦田中被杀，令人感慨不已。
僧格林沁，生于1811年，卒于1865年，来自博尔济吉特家族，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现内蒙古地区）的著名人物。
僧格林沁作为成吉思汗弟弟拙赤合撒儿的后代，年仅26岁就登上了高位。1825年，索特纳木多布济去世后，他顺利接任扎萨克多罗郡王，从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摇身一变成了蒙古族中的显赫人物，不仅能在皇帝面前走动，还获赐三眼花翎，地位非同一般。
僧格林沁身材魁梧，臂力过人，尤其擅长射箭，长期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道光帝对这位年轻的蒙古郡王格外赏识，不仅赐予他黄马褂，还让他在御前学习政务，并掌管火器营等重要军事机构。此外，他还被任命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和正蓝旗蒙古都统。当正白旗蒙古都统乌尔恭阿因病休假时，僧格林沁临时接任正白旗蒙古都统一职，年仅23岁便升任正一品高官。这一系列任命不仅源于僧格林沁深得皇帝宠信，也反映了满清皇室为加强与科尔沁蒙古的联姻关系，进而掌控蒙古军队的战略意图。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僧格林沁的官职和头衔频繁变动，他先后担任了镶红旗、镶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蓝旗的蒙古都统和满洲都统。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果断揭发了台吉干珠尔巴诺门罕私自开辟牧场的违规行为，以及理藩院的失职，因此获得道光皇帝的赞赏，并被指派协助调集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的三千蒙古精锐骑兵备战。然而，随着清朝最终选择割地赔款，这支骑兵并未投入战场。
如图所示，这是一幅描绘太平天国北伐行动的示意图。
1851年，洪秀全和他的五位同伴在广西金田县发动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起义军迅速北上，攻占了武昌，接着沿长江东进，占领了金陵。到了1853年，太平天国正式在南京建都。然而，他们的北伐行动并未成功，最终被清军击败。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虽然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最终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
1853年，洪秀全在南京建立天京政权后，不再考虑大规模北伐，仅派遣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两万太平军向北方进发。同年五月，这支北伐部队进入河南。清廷方面，僧格林沁被任命为统帅，率领包括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等部队，同时调集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蒙古诸王的精锐部队，从北京出发迎战太平军。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包括八旗和绿营，战斗力都很差，朝廷只能依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组织地方武装来对抗太平军。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带领的蒙古骑兵成为朝廷另一支可用的精锐部队。1853年8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天津，咸丰帝特意将努尔哈赤的宝刀赐给僧格林沁，命令他率军迎战。僧格林沁在天津南部的王庆坨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利用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和骑射优势，重创了以步兵为主的太平天国北伐军。由于这次胜利，僧格林沁被授予“湍多巴图鲁”的称号。
这张图描绘了太平军和清军之间的战斗场景。
1855年初，僧格林沁在连镇木城包围了太平军，对方突围未果，主将林凤祥被捕并处决。由于这次胜利，僧格林沁被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获赠朝珠和四团龙补褂，并享有世袭特权，俸禄也翻了一番。同年六月，他在山东冯官屯再次击败太平军，活捉了李开芳，彻底消灭了这支北伐部队。
僧格林沁在战场上巧妙运用蒙古骑兵的战术特点，彻底击溃了北伐军，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这一战功使他声名远扬，与南方湘军首领曾国藩齐名，被后人并称为"南曾北僧"。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清军在大沽口的防御布局。大沽口是清朝时期重要的海防要塞，清军在此部署了严密的防御工事，以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图中可以看到清军的炮台、堡垒以及其他防御设施，这些建筑和装备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展现了清军在保卫海岸线方面的军事策略和实力。
1859年，由于条约修订引发的争端，英、法、美三国舰队集结于大沽口外，意图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清政府接受《天津条约》的正式批准。清政府坚持己方的修订条件，但遭到三国联军的拒绝，联军执意要派舰队沿白河进入北京。6月25日，英国海军司令贺布亲自指挥12艘军舰，从拦江沙出发驶向海口，并于当天下午3点对大沽炮台发起攻击。
大沽炮台的防御任务由僧格林沁指挥。此前，联军在与清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胜，因此他们对大沽炮台的进攻也抱有轻敌心态，认为只需简单一击便可攻破，未做充分准备，携带的舰船数量也不多。僧格林沁抓住联军轻敌的机会，率先发动炮击。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清军成功击沉或击伤10艘敌舰，毙伤敌军近500人，英军舰队司令何伯也在此战中受重伤。这是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军首次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这场胜利极大地提振了清朝的士气，同时也让僧格林沁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然而，英法两国对此极为愤怒，公开表示要对清朝进行大规模的报复。1860年，两国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带领一万五千英军和七千法军向中国进发。联军先后占领了舟山、大连湾和烟台，随后舰队抵达了大沽口附近的海域。
天津大沽口被英法联军攻陷后，清军溃败，场面极为惨烈。战斗结束后，清军损失惨重，阵地满目疮痍，尸体横陈，战火余烬未熄，整个大沽口笼罩在一片悲凉与绝望之中。英法联军的炮火彻底摧毁了清军的防线，清军无力抵抗，最终被迫撤退，留下了一片狼藉的战场。这一战彻底暴露了清军的军事劣势，也为后续的屈辱条约埋下了伏笔。
僧格林沁渴望重现大沽口战役的胜利，然而咸丰帝却对和平谈判抱有期待，未能像之前那样进行充分的战备部署。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在战略上也出现了失误，他误以为联军仅擅长海战，陆地上根本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因此计划将联军引诱上岸后再一举歼灭。由于他忽视了北塘地区的防御，联军得以顺利从北塘登陆，攻占塘沽后，水陆并进，最终占领了大沽炮台。
联军攻占天津后，向清政府提出新的谈判条件，要求在原有《天津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增加赔偿金额，并允许各国派遣千人军队进京进行条约换文。清政府对此予以拒绝，并逮捕了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他38名相关人员，将其关押入狱。
清廷的做法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表面上看似要打，但实际又不敢硬碰硬，总派人去谈判，想拖时间。可另一方面，他们却把使者关起来，以为抓了人质就能逼联军让步，结果反倒给联军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冲突的理由。到了9月，联军拿下通州，紧接着在八里桥和僧格林沁带领的两万蒙古骑兵正面交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八里桥战役。这场战斗是中英双方在天津附近展开的一次重要对抗。八里桥作为战略要地，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英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优势，向清军发起猛烈进攻。尽管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装备落后和战术不当，最终未能抵挡住英军的攻势。这场战役的结果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和科技方面的落后，同时也加速了清朝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进程。八里桥之战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僧格林沁对自己的蒙古骑兵信心十足，一开战就下令他们直扑英法联军的阵地。然而，英法联军早已布好枪炮阵型，像打靶一样轻松射杀冲锋的骑兵，导致大批蒙古骑兵倒地。尽管如此，蒙古骑兵依然勇猛无畏，继续向前冲锋，但最终无人能突破联军的防线。僧格林沁原本指望哪怕有几十人冲入敌阵，也能利用骑兵的速度和刀法大杀四方，但联军的火力实在太强，完全压制了骑兵的进攻。
僧格林沁带领部队顽强抵抗外敌的表现令人敬佩，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称赞过清军的勇敢。然而，面对强大的敌人，僧格林沁最终只能带着剩余的士兵撤退到通州。这支曾经称霸东亚的蒙古精锐骑兵，在现代化武器的打击下彻底溃败，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荣光。此后，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难，并下令剥夺僧格林沁的郡王头衔，但保留了其钦差大臣的职位。
1860年，河北、山东及河间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捻军势力迅速扩张，与南方的太平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给清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捻军擅长骑兵作战，行动灵活，清廷为了应对这一威胁，重新启用僧格林沁，恢复其郡王爵位，并派遣他带领一万多清军前往山东镇压捻军。随后，清廷进一步赋予他指挥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五省军队的权力。
在镇压叛乱的初期，僧格林沁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率领蒙古骑兵和步兵多次战胜捻军，尤其在鄂东霍山的黑石渡一战中，成功招降了十余万捻军。然而，捻军与太平军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凭借骑兵的灵活性，采取游击战术，不与清军正面交锋，也不以推翻清朝为目标，而是采取随遇而安的流动作战方式。这种游击与运动相结合的战术让僧格林沁疲于应对，常常是刚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
捻军活跃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黄淮平原一带，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江苏和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为捻军的游击战术提供了有利条件。捻军在这些地方频繁活动，利用复杂的地形和广泛的支持网络，对抗清朝政府军。他们的活动范围广泛，从乡村到城镇，都有他们的身影，使得清朝军队难以彻底剿灭他们。捻军的这些活动不仅对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也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挑战。
1865年，赖文光带领的太平天国余部与捻军联手，在北方地区继续游击作战。这次，捻军策划了一次针对僧格林沁的重大行动。他们采用诱敌战术，频繁调动僧格林沁的部队，让其在河南、湖北、山东等地疲于奔命，如同牵着一只狗般四处奔波。
僧格林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誓要彻底剿灭捻军。他率领部队不顾一切地追击，却忽略了捻军采用的战术与其祖先在草原上诱敌深入并设伏的策略极为相似。失去理智的僧格林沁只顾一味追赶，导致部队疲惫不堪，随行的蒙古骑兵也难以持续作战。
捻军在山东曹州府城西边的高楼寨附近设下埋伏，将僧格林沁诱入柳树林中。僧格林沁的部队虽然装备了火器，但捻军迅速逼近，展开近身搏斗，导致清军大败。清军残兵退守附近村庄，捻军则在村外挖掘壕沟，逐步缩小包围圈。夜间，僧格林沁试图突围，但捻军骑兵冲散了他的亲兵。僧格林沁躲进麦田，却被捻军少年张皮梗发现并斩杀。
图中展示了捻军成功设伏，击败了清军将领僧格林沁的部队。
僧格林沁作为一位以骑兵战术著称的将领，一生立下赫赫战功，却意外地败在农民军骑兵手中，可谓是大意失荆州。从客观角度来看，他在满蒙贵族中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贤能之士。他不仅为国家奋勇杀敌，还十分关心民生。每到一处军营，他都会下令安抚当地百姓，严惩扰民行为，并妥善安置难民。他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据说，当他的灵柩运回北京时，百姓自发献上七十多把万民伞，士兵和民众无不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
清政府按照最高等级为僧格林沁操办了丧事，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亲自到场吊唁，追封他为"忠"王，还在紫光阁挂上了他的画像。他的孙子那尔苏和温苏都得到了辅国公的爵位，全国各地都建起了供奉他的庙宇。从这些待遇就能看出，僧格林沁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是他生在清朝鼎盛时期，恐怕早就和岳钟琪、福康安这些名将齐名了。
周双利和巴根的研究聚焦于僧格林沁的历史角色。他们详细探讨了这位清朝将领的生平事迹，分析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在清朝晚期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入考察僧格林沁的决策和行动，他们揭示了他对当时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影响。研究还评估了僧格林沁在处理边疆事务和应对内外部威胁时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对清朝统治的长期影响。周双利和巴根的研究为理解清朝晚期的复杂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