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朝中大权，并从唐高祖手中接过了帝位，是为唐太宗。唐太宗继位后，东北亚局势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贞观十五年以前的外交政策
首先是东突厥因内部矛盾激化而衰落，在唐朝的打击下，不几年就灭亡了，唐朝因此取代东突厥成为东亚的主宰，建立了天可汗制度，但唐朝与高句丽的矛盾却日益激化，导致在东北亚形成两大军政集团的队里和唐丽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东北亚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武德九年与贞观元年谕和的语气的不同——由尽力调和三国的矛盾到压制高句丽和百济而支持新罗的转变，这当然会引起唐朝与高句丽的矛盾冲突。但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唐朝是否在此时便开始转向压制高句丽和百济并转向支持新罗了呢？为了弄清此事，我们有必要对唐太宗即位初年的几件事件进行详细探讨。
首先，武德九年“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年兵不解。新罗告急，帝假子奢员外散骑侍郎，持节谕旨，平三国之憾。”关于这件事情，中韩史书记载各异，尤其是朱子奢出使的具体时间更是难以确定。李大龙根据中韩史书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朱子奢有可能是在武德九年末出使，而在贞观元年返回唐朝。
然而据上文所述，在内政逐渐统一，唐朝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朝廷内部对于朝鲜半岛的政策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王奉表谢罪，请与二国平”来看，朱子奢是若无展现出大国风范，又如何令高句丽做出这种回答呢？
可见此时的唐朝确实开始准备转变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所以派遣朱子奢出使朝鲜半岛一方面是为了进行调停三国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展现大国风度对朝鲜半岛做出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宗在继位之后，内有罗艺作乱，外有突厥虎视眈眈，所以虽然对朝鲜半岛做出了警告，然碍于形势也并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2、对邻近国家的控制与掣肘
在太宗继位之后，不仅开始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而且具体表现为展现大国气度，准备加强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将外交政策转变为支持新罗，打击高句丽和百济，诚然太宗在继位之时便向新罗示好，但这无疑是与太祖此前的行为无异，只是在争取新罗这个伙伴而已。
而伴随着东突厥的平定、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归附，大唐终于解决了自己的心腹大患，实现了自隋末战争以来的大一统。而在各方面渐趋稳定之时，唐也意图从实际上将对朝鲜半岛强硬政策实行起来——如公元６３１年长孙师到东北地区毁灭京观（大部分是隋末隋军将士堆积而成）和重新设立东夷校尉两件事上。
这无疑是一种信号，暗示着高句丽——大唐帝国真的要从军事上千涉朝鲜半岛了。如上所述，高句丽自高祖后期感受到了唐朝的强硬意识后，于公元６２８年采取了献封域图进行试探，试探唐是否真的会采取军事行动，而直到６３１年长孙师的行为彻底令高句丽明白到唐的意思，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均与唐朝断绝了来往。
问题在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唐朝为何还不对高句丽采取行动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当时国内的势力情况以及唐对百济与新罗的政策进行探讨。随着突厥的灭亡与各地蕃族的归附，大唐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形态站在了东北亚的舞台上，正是继续一展宏图的大好时机，但这个时候朝中的主要势力却发生了变化。唐高祖后期，朝中主张对朝鲜半岛的强势派如温彦博、裴矩等人占据了上风，直到贞观初年还继续发挥着影响朝政决策的重要作用。
3、政策实施与人才陨落
但随着这些大臣或相继去世、或权力被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所取代，朝中一度由稳健派所占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太宗也无法对朝鲜半岛实施进一步的政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６３０－６３９年间面对着朝鲜半岛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倭国势力的慢慢渗透，唐朝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情况。
于此同时，唐朝虽向新罗示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争取百济、更不意味着两者同盟关系的确立，毋宁说，这时期的唐处于一种“无为”状态之中——即对于新罗与百济，既不拉拢，也不过分疏远，这也可从６２７－６４１年唐朝除分别遣使册封新罗善德王和百济义慈王外再无遣使的行动中看出。
综上所述，在唐太宗继位初期，其将高祖末期的强硬政策（萌芽状态）继承下来，意图尽力重整东北亚国际秩序，从其答应新罗的劝和请求并对百济、高句丽二国进行劝谕、派遣使臣送画给新罗善德女王、重新设立东夷校尉一职等行为中可以体现出其意图对朝鲜半岛实行强硬政策。
但是由于唐太宗身边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把握朝政，温彦博等主张在东北亚实行强硬政策的老臣也相继死去，对东北亚地区主张实行稳健政策占据了主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唐太宗并没有办法进一步施行措施，对待新罗与百济也只是保持既不拉拢，也不过分疏远的政策，只能是静观其变，以待机会的来临。
4、进攻政策的逐步实施
贞观十五年（６４１），东北亚局势发生巨变一一百济义慈王即位后大举亲征新罗，攻克四十余城，局势十分紧迫；而高句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中央势力与地方豪族势力争斗不息；新罗则成为了百济与高句丽的进攻目标，朝鲜半岛形势变得风云莫测。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派出陈大德到达高句丽，史载：“帝以我太子入朝，遣职方郎中陈大德答劳。
陈大德出使高句丽并进行情报收集，应是唐太宗给予的任务，而其带回来的关于隋末俘虏的情况则是进一步激发了太宗实行进攻政策的决心。然即便如此，唐太宗却发出了“高句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的感慨，并继续推迟征伐高句丽的进程。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山东地区的凋敝并不是阻碍出兵的最大因素，朝中的稳健派势力阻挠才是其无法彻底实行进攻政策的原因；此外，贞观十七年发生的太子李承乾叛乱以及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需要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也限制了太宗对稳健派的反击。
但是搜寻其它史料记载，似无可以支撑此一记载的直接证据，反而是通过这项记载，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当时太宗是将选择合适的接班人视为此一时期的重中之重，并为了令这一事情得以顺利完成而采取拉拢褚遂良等重臣的政策，且在一些事情如征伐高句丽上做出退让，从而才有唐太宗面对征伐时机而依旧隐忍不发、不进行出兵的情况。
朝中的稳健派势力强大，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高句丽问题始终居主导地位，这也令太宗的军事攻击政策迟迟无法实施。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则给予了唐太宗堵塞稳健派的重要理由。
5、对抗与反击，唐朝前期的军事制裁
贞观十六年（６４２）百济王扶余义慈大举进攻新罗，与其同时高句丽国内也发生了泉盖苏文叛变一事，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随后发生的百济与高句丽结盟一事更是令唐朝不得不立即开始对朝鲜半岛的战争。但是唐太宗的三条策略貌似是为了拯救新罗，使其免遭百济与高句丽的进攻，但从“使人但唯而无对，帝叹其庸鄙非乞师告急之才也”中，我们可以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新罗使者是非常为难的，因为他明白任何一种措施，新罗都是不可能接受的。
从上述可知，虽然唐罗联盟没有建立，但唐太宗确实是在争取着新罗势力的，可为何面对新罗的求救，唐太宗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呢？在这一年还发生了新罗慈藏法师回国的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而相里玄奖无功而返之后，唐太宗便马上提出讨伐高句丽的决策，则可看出是早有预谋的。综上所述，面对朝中稳健派势力的阻挠，唐太宗抓住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这个机会，不断向朝鲜半岛派遣使臣，而在唐朝提出的政策新罗无法接受之时、唐朝派遣使者告谕无用之时、唐朝使者被高句丽扣留之时，此前占据朝中主流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己经没有了任何可以反对唐太宗动武的理由，对高句丽进攻的政策最终实施。
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太宗在制定对高句丽实行军事征伐的政策时，也非常注意拉拢新罗和百济两国，但以前的学者往往根据《旧唐书》、《三国史记》等关于百济趁太宗进攻高句丽之时率兵攻打新罗的记载，认为在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时候，百济己经背叛了唐朝并站在了与高句丽合作的一方。
也就是说在唐丽战争期间，百济尽管采取发兵进攻新罗的举动，但是依旧为唐朝军队提供了帮助，则充分说明了此时百济仍然是对唐朝采取恭敬态度的，只要唐朝不干涉其与新罗之间的纠纷即可。
6、总结
自唐朝建立至唐丽战争之前，唐朝经历了两代帝王：唐高祖与唐太宗的统治，而朝中也经历了强硬派，稳健派的势力的不断变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自然也是不断变化着的。
在唐高祖时期，在与髙句丽保持一定的距离情况下，尽力在三国之间施行外交手段，探索最为适当的外交政策是最初的基调；但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到朝中强硬派势力主政时，由于大部分人都经历了隋末与高句丽的战争，对于存在的威胁是具有深刻的认识的，以温彦博、裴矩为首的朝臣与唐高祖达成了一致，对高句丽的政策也逐渐地发生了改变。
而到了唐太宗时代，伴随着国内统一以及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朝中也经历了由隋末遗臣温彦博等强硬派大臣的掌权至长孙无忌等稳健派掌权的过程，这样一种变化使得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唐与朝鲜半岛都是处于较为和平的状态。
而当逐唐与朝鲜半岛的平衡被打破，唐太宗便不断寻找机会压制中央的稳健派，当唐朝提出的政策新罗无法接受之时、唐朝派遣使者告谕无用之时、唐朝使者被高句丽扣留之时，楮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己经没有了任何可以反对唐太宗动武的理由，对高句丽进攻的政策最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