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这个东部沿海的超级省份，不只是GDP常年位居全国前列的“经济巨人”，也是一个被网友调侃为“十三太保、谁都不服谁”的奇妙存在。

你问一个江苏人“你是哪里人”，他十有八九会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苏州人”“我是徐州人”“我是盐城人”，极少有人会说“我是江苏人”。

这不是他们不爱家乡，而是“江苏人”这个身份在地缘、历史、文化乃至财政体制上，都早已被“解构”得七零八落。

从地图上看，江苏是个南北狭长的省份，却因地制宜地生长出了南北截然不同的气质：

南边的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高新技术与民营经济并驾齐驱，GDP体量常年领先，走在了全国城市现代化的前列；

而北边的徐州、连云港、盐城等城市，则以资源型经济、重工业和农业基础为主，是华东通往中原的桥头堡，承担着枢纽型经济节点的角色；

中部的南京、扬州、镇江等则更像一条连接苏南苏北、承载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中轴线，既有六朝古都的古意，也有现代服务业的活力。

这种“多极并生、错位发展”的局面，既是江苏经济多元与活力的源泉，也为它的城市间“兄弟竞赛”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燃料。

江苏成为“散装省”的背后，其实藏着一段曲折的历史演变。早在元明清时期，江苏并不是一个天然统一的省份。元朝设“江浙行省”，明朝又划为“南直隶”，清朝康熙年间才将江南省一分为二，才诞生了“江苏”这个名字——“江”取自江宁（今南京），苏取自苏州。

自诞生起，江苏就不像山东那样“根红苗正”，它是一个出身复杂的“组合省”。省会南京虽有厚重的人文底蕴和行政地位，但经济重心却早已南移苏州、无锡一带。南京人文荟萃，却常被苏南人视为“文化归文化，经济不够格”；苏南产业发达，却又不愿听命于“学霸型”省会。

这种城市之间各自精彩却彼此独立的格局，也被财政体制进一步固化——江苏是全国最早实行“二级财政”的省份，各市将本地收入大部分留用，谁都不依赖谁，也没人真正服谁。

可正是这种“散装体质”，造就了江苏今日令人侧目的经济奇迹。

2023年，江苏省GDP突破12万亿元，仅次于广东，远超山东等强省。全省13个地级市，竟有13个全部入选全国百强城市，这是全国唯一的“全员精英班”。

你去苏州，它可以拿出2.7万亿元的GDP告诉你，它不是省会却是全国经济强市的“扛把子”；

你走进无锡，它会说我人均GDP全国第三，工业企业密布，几乎没有什么行业是我不懂的；

而南通、常州、扬州这些低调选手，也都用千亿级的产业园和高素质的技工队伍，稳稳支撑起整个江苏的“中坚层”。

如果说广东是靠珠三角这一个“头部玩家”带动其他市，那么江苏则是靠“十三太保”齐头并进，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杀手锏。

当然，问题也并非不存在。当各市都在搞“市域经济”，省会南京的号召力显得有些尴尬。尽管南京高校林立，科教资源丰富，是全省科技创新最集中的区域，但它的产业结构与苏州、无锡仍有不小差距，在“经济话语权”上时常被边缘化。

随着上海、杭州等超级城市的外溢效应加剧，如何守住人才、资金和资源不被吸走？如何在均衡发展的同时，实现更高层级的一体化协同？这是一道江苏迟早要答的经济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