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期，社会阶层依“士农工商”划分为四个等级。确切而言，于“民”这一范畴内，仅涵盖农、工、商阶层。“士”这一群体实则处于官与民的过渡区间，凭借其特殊地位，能够获取国家赋予的特定权益。

【首先是政治待遇】

在明清时期，“举、贡、生员”三类人员被主要纳入“士”的范畴。其中，举人作为科甲中级功名获得者，拥有了入仕资格。当举人通过朝廷铨选正式步入仕途，便意味着其脱离“士”的领域，转而进入“绅”的阶层。

同理，贡生于国子监修业期满，若能凭借卓越学业成绩通过朝考，进而踏入仕途，便归属于绅阶层。相较之下，生员入仕则颇具难度。尤其是自清中期以降，鲜见以生员身份成功入仕者。

由此可推断，“士”这一称谓实则仍指代“学子”。从法律层面而言，国家对学子权益予以保障。具体体现为，若士对普通民众恶语相向，仅施以笞刑十下；反之，普通民众若对士子出言不逊，则需承受杖刑六十。于诉讼过程中，普通民众不得直接要求绅士出庭作证。生员若有轻微过错，由府州县的教官予以惩处；若犯下严重过错，亦须先由该省学政取消其学籍，而后再移交官府依法定罪。

于社交往来场景之中，地方官吏对士人阶层颇为看重。彼时，举人或生员在与地方官员会面之际，无需如普通民众那般行叩拜大礼，仅行作揖之礼即可。

在古代社会的治理体系中，绅士阶层扮演着维系地方统治的关键角色。这一群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官府在行事时需谨小慎微，极力避免与之发生冲突，正如史料所云 “为官者不可得罪地方巨室”，深刻反映出绅士阶层在地方治理架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官府施政行为的潜在约束。

此外，士之身份于社会生活诸多层面皆有所体现。以科举相关情形为例，生员若溘然长逝，其牌位之上可书“赠登仕郎”之语；而参加生员考试却未获生员功名之童生，亦能采用“待赠登仕郎”之表述。

换言之，童生虽未获致科举功名，然朝廷对其身份地位予以认可，其所处地位趋近于“士”阶层。

【其次是礼制待遇】

在封建体制下，等级观念森严，于中国传统礼制范畴内，服饰常被视作标识身份地位的关键要素，此乃以衣冠辨人身份之体现。明代初期，诸如孺士、生员及监生群体，皆统一佩戴四方平定巾，在这一服饰特征上，与官府中的胥吏并无差异。

其后，朝廷鉴于士子服饰与胥吏服饰并无显著差异，难以彰显其独特身份地位，遂对士子服饰予以改良，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的穿戴标识体系。至清代，在各类服饰元素中，顶戴成为彰显等级的关键要素。彼时，除针对品官的规制外，朝廷还颁布一系列相关制度，旨在提升士子阶层的社会地位。

根据既定规制，在顶戴配饰方面，举人、贡生及监生之冠饰，以嵌金雀为点缀，生员则以嵌银雀装饰。就顶戴质地而言，举人顶戴采用素金材质，其规格等同于文职七品官员；贡生顶戴规格与文职八品官员相当；监生和生员的顶戴皆为素银质地，规格对标文职九品官员。

于清代礼制体系内，“士”作为一身份界定明晰的阶层，与“官”“民”存在显著分野。彼时等级观念明确，如“凡举、贡、生、监谓之士，其他杂项谓之庶”，清晰划分了“士”与其他类别。

在封建等级制度体系下，士阶层除于服饰规制方面遵循特定等级规范外，在婚丧等人生重要仪礼领域，亦享有国家典章所明确赋予的相应待遇。不仅如此，在家庙设立这一体现家族祭祀与传承的关键事务上，士阶层同样遵循着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定规制。

依据既定规制，品官需于居所东侧立庙。具体而言，一品至三品官员的庙宇为五间；四品至七品官员庙宇为三间；八品与九品官员庙宇虽同为三间，然其形制更为狭小。至于士人阶层，应于居所北侧立庙，且庙内另设四室，以奉祀高祖以下四代祖先，其立庙规制与品官之礼相仿。而庶人则仅能在正寝北侧设置神龛，相较于士人，其规制更为简约。

【最后是经济待遇】

明代时期，实行将士并入民籍之制，然于户籍之上，仍特意注明士籍类别。自童子试起始，地方官府便会将士子登记造册，归入“儒籍”。至明晚期，全国生员数量已达五十万之众。此等被编入士籍者，依制可豁免徭役，且能免受基层吏役侵扰，其身份地位由此显著异于常人。

在清代，统治者对士子群体予以高度重视，相继出台诸多举措以维护士子的经济权益。乾隆帝曾颁布诏令，免除学子徭役，旨在使其能够潜心钻研学业。嘉庆帝亦有谕旨称，士子乃民众中的优秀之辈，肩负着国家培育人才的重任，身为学校生员，理应秉持高洁品行、自爱自重，怎可充任官役而自招羞辱？若各州县官员强行押令士子充役，此行为便明显违背既定条例。

在普遍认知里，常有人认为，读书人一旦获取生员这一功名，便能够豁免赋税与徭役。然而，此观点存在偏差。事实上，士群体虽享有赋税与徭役的减免特权，却并非全然免除。

据顺治朝定制，举人、监生及生员可享有赋税与徭役减免之特权，具体为免粮二石，免丁二人。对于人丁稀少之贫寒家庭而言，此减免几近全额；而于人口众多之殷实家族，所免仅为额定赋税徭役之一部分，并未超出既定额度。

清代为激励生员专注于学业钻研，施行相应资助举措，对学业优异的生员赐予廪膳。据非详尽统计，彼时廪生数量通常稳定于约37000人，每位廪生每年获4两补助，总计约14万两。尽管这一数额于国家财政而言，负荷尚轻，然而其产生的效果却颇为显著。

在秉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的传统社会语境下，对于平民阶层而言，哪怕仅沾染些许士人的气质，其社会地位便会即刻显著提升。基于此社会现象，民间流传着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 这般俗语。虽此俗语表述略显粗俗，然而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颇为深刻，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通过科举途径获取士人身份的高度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