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职官体系中，六部侍郎官居正二品，贵为卿贰，于朝堂之上颇具话语权重。理论而言，若六部侍郎仕途顺遂，或存晋身一品之契机。然而，此晋升之路实则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事实上，诸多侍郎终其仕宦生涯，直至致仕，亦未能实现这一关键的品级跃升。
不可片面认定侍郎晋升几率低微。需知，即便同处侍郎之位，因所属部司差异，加之满汉分野、左右之序，于晋升进程中，便会呈现出显著的差距。那么，就侍郎晋升而言，通常存在哪些既定的应升职位？
在清朝官制体系中，关于侍郎晋升的具体职位有着明晰的记载。除去皇帝以特殊方式直接任命之外，通常情况下，侍郎晋升的主要岗位为各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各省总督。不过，理论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差异。对此，御史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
【侍郎晋升尚书的难度】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侍郎一职的设置范围颇为广泛，并非仅局限于传统六部。除六部外，理藩院、盛京五部以及仓场等机构亦设有侍郎之职。不过，从整体架构与职能重心而言，六部所设侍郎在整个侍郎官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前文已述，侍郎这一官职依民族与职责方向分为满、汉以及左、右之别。从晋升层面剖析，满、汉之分对晋升的影响相对有限，盖因尚书一职亦按满、汉划分。实际上，对侍郎晋升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乃其所属部门以及左、右之差异。
在封建王朝的行政架构中，六部依序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从地位层级来看，吏部居六部之首，其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权威性远高于位列末席的工部。通常而言，就政治位阶层面分析，吏部左侍郎与工部尚书同属一个等级，两者在政务体系中具有相当的地位。
在封建职官体系中，若吏部尚书职位出现空缺，从工部侍郎中选拔继任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理，来自工部、兵部或刑部的侍郎，直接擢升至吏部尚书之位的几率亦极低。进一步而言，即便工部尚书，欲直接转任吏部尚书，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同样不高。
依定制，工部左侍郎通常需转任吏、户、礼三部等其余五部中的某一部，于彼处履职一段时期。此乃晋升尚书之必要前提，唯有满足此条件，方具备升任尚书之契机。
从规范的职官升迁体系视角而言，侍郎晋升尚书存在特定的优先序列。当吏部尚书职位出现空缺时，在补选过程中，其他五部尚书以及左都御史在获取该职位的顺位上具有较高优势。而吏部、户部、礼部的左侍郎，在这一晋升序列中，位次相对靠后。
上述内容仅针对左侍郎而论。若聚焦右侍郎，其升任尚书的可能性近乎微乎其微。右侍郎欲获尚书之位，必先谋得左侍郎一职，方有晋升尚书的契机。
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六部之一的刑部具有显著的专业性特征。刑部官员需对大清律例进行深度研习，具备扎实的律例知识。自乾隆时期起，对于刑部堂官与司官的任用，司法专业素养考核被置于首要位置，成为任职的关键条件。
鉴于刑部自身特性，其他五部之尚书与侍郎罕有平调至刑部任职的情况，刑部官员任用多倾向于内部擢升。此外，刑部在侍郎职位的设置上，与其他五部存在差异，对于左右侍郎的区分并不十分严苛。在诸多情形下，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刑部右侍郎，能够直接晋升为刑部尚书。
此外，于官员选拔任用体系中，吏部与礼部的任职门槛极高。依定制，吏部与礼部的左右侍郎一职，仅限进士出身者担任。虽在通常情况下，侍郎层级的官员多为进士出身，但举人、贡生出身者，绝无进入吏部与礼部担任左右侍郎之可能。
【侍郎外放总督的两项任职条件】
在清代的官制体系里，有着明确规制：一旦各省总督职位出现空缺，按例需从侍郎与巡抚群体中遴选继任者。在此过程中，侍郎相较于巡抚，在选拔顺位上更为靠前，拥有优先获选的资格。
从官职升迁的角度而言，巡抚升任总督，无疑是一次显著的晋升。巡抚本职与总督一职在行政管理领域高度契合，其行政能力亦足以胜任，此乃符合常规的人事擢升安排。与之不同，侍郎转任总督，实则属于平级调动。尽管不少人或许会对此存疑，毕竟总督官阶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乍看之下似为官职擢升。然而，就官僚体系的职阶架构与职能属性综合考量，此乃平调之态。
需明确指出，存在这样一个容易被误解之处：各省总督因其兼领兵部尚书衔，品级方为从一品，而其原本品级实则为正二品。尤为关键的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官体系中，于相同级别下，京官地位较地方官高一级。基于此，即便总督获兼兵部尚书衔，本质上仍与侍郎处于同一层级。
纵观清代历时二百余年的职官任用状况，相较于巡抚擢升为总督的人数规模，以侍郎身份出任总督者，数量明显偏低。此一现象的根本缘由在于，就职责要求与能力适配性而言，相当比例的侍郎并不具备足以胜任总督之职的素养与能力。
初始即体现在职责分工差异上。六部堂官作为独当一面的官员，分别执掌钱粮、刑名、军政，或主管国家礼仪、官员铨选、工程营造等重要事务。与之相比，各部侍郎仅对自身负责的特定领域谙熟于心，于整个政务体系而言，在各部事务皆精通的全才、通才极为罕见。
从职能匹配角度而言，由户部、刑部侍郎出任总督一职，具有较高适配性。盖因地方官员的核心职责，主要聚焦于钱粮管理与刑名事务，此二者恰与户部、刑部之职能紧密相关。然而，若由礼部、工部侍郎担任总督，情况则大相径庭。由于礼部主掌礼仪祭祀、文化教育等事务，工部专注于工程营造、水利交通等领域，与地方钱粮、刑名事务差异显著，故此类官员莅任地方后，极易出现履职不适之状况，甚而难以有效掌控地方全局。
其次，从封建王朝统治阶层权力架构与帝王用人倾向视角来看，皇帝对此未必持赞同态度。于帝王的考量体系中，相较于侍郎，各省总督在其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总督之职，皆由皇帝亲自遴选、慎重任命，不仅要求任职者具备卓越的行政管理能力，更着重其对皇室的忠贞不二。此种对忠诚度的严苛要求，恰是各省总督中满族官员占比较高的重要缘由。
侍郎这一官职，通常具备“学者型”官员的特质，多数由翰林、进士出身者担任。他们往往自基层京官起步，历经漫长积累方晋升至正二品。虽部分侍郎能力并无突出之处，但凭借深厚资历，即便在任期间政绩平平，亦能维持六部行政体系的平稳运转。
总督身为地方封疆大吏，乃皇权于地方之重要代表，其言行举止皆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任何细微疏忽皆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若在总督人选的抉择上出现偏差，朝廷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特别是直隶、两江、陕甘等关键地区，因其战略地位重要，总督人选的恰当与否对国家局势影响更为显著。
从历史情况分析可得，侍郎若欲外放任职总督，需同时满足两项关键条件：其一，该侍郎应来自朝廷主要部门且具备卓越能力；其二，其长期深受皇帝信赖，二者不可或缺。通常而言，相较于尚书，侍郎获得出任总督这一职位的可能性显著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