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0年的时候，张学良老人家庆祝自己的百岁大寿，他儿子特地给张学思的媳妇谢雪萍递了份邀请函。
在这之前，谢雪萍和张学良从未谋面。她以前有过想去探望他的念头，但因为各种情况，这个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张学思走了之后，谢雪萍也就没再提起要去见张学良这件事了。
照她的说法，以前去学思还有人陪着一起，但现在再去的话，就不知道说啥好了。
眼瞅着日子就要到了，谢雪萍突然接到消息，说她生日那天去不成了，还得再等等。
谢雪萍是在6月10号那天，在夏威夷碰见了张学良，而她自己生日则是在6月1号。根据谢雪萍的回忆，张学良特别爱讲故事，是个相当风趣的老人家。
聊天时，张学良聊起了他们家的事情，还有他四弟张学思的一些经历。这些话题让谢雪萍也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在谢雪萍眼里，张学思的妈是个厉害的主】
张学思的母亲名叫许澍旸，她是张作霖的第四位太太，大家也叫她“许夫人”。她一共给张作霖生了两个孩子，哥哥张学曾和弟弟张学思，还有两个女儿，分别是张怀瞳和张怀曦。
许澍旸对小儿子张学思那叫一个偏爱，跟其他人嘛，要么就是处不来，要么就是觉得不太对味儿。到了1950年，美国那边头一班船开通，许澍旸立马就回来了，美国那边他是呆不下去了。
许夫人这次回来可真是赶巧了。因为等这趟船一走，中美之间的联系就断了。得等到七十多年后的那会儿，两国才又重新建交通航，那可得是好几十年的时间呢。
许澍旸不仅人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而且手里还揣着一大笔存款。根据《张学思自传》里的讲述：
她从美国回来时，带上了自己的积蓄，包括四万美金、一千多英镑，还有一些衣物和首饰。到了1950年，她把这些美金和英镑在天津的中国银行换成了九亿多旧版人民币，并且都存在了这家银行里。
回国后，许澍旸首先去了张学思待着的大连海校，在那兵营般的环境里住了一阵。但她觉得那儿太像军营了，不太适应，就琢磨着回天津。许澍旸在天津有套老宅子，但住了段时间，还是觉得不太对味儿。这么一来，她干脆一咬牙，在北京买了个小院子住下。
谢雪萍心里直嘀咕：这位60多岁的老奶奶，真是人老心不老，还挺能闹腾的。
1953年的时候，张学思被调到了海军司令部工作，所以他们全家就从大连搬到了北京。打那以后，每到周末，张学思和他的妻子就会去探望许澍旸。
吃饭闲聊间，许澍旸总会冷不丁地提起些陈年往事。谢雪萍通过婆婆的讲述，了解到了不少以前军阀家族的事儿。那时候，她其实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她心里琢磨，军阀家里那些事儿有啥好打听的？不都是该被革命的对象嘛！
许澍旸老家在北京宛平县，她爸是个铁匠，可惜在她很年幼的时候就离世了。于是，许澍旸就跟着妈妈，跟着一群难民跑到东北去讨生活，最后在新民县安了家。那时候，张作霖已经在新民县当上了哨官，小有名气，也有了点地位。
许澍旸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漂亮。有一天，她去打水，碰见了两个骑马的人问路，许澍旸就和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第二天这两个人竟然跑到许澍旸家，说张哨官看上她了，想娶她进门。
说起许澍旸进门那天，张作霖还一并迎娶了另一位夫人，就是在那一天，他娶了两个老婆。这位三夫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性格刚烈得很，后来竟然选择去当了尼姑。
到了张作霖家里，许澍旸感觉在这大户人家里，如果不认识字可真是不行，于是她就吵着要去读书。许澍旸真的去了学校后，有人在背后嘀咕，说她一个太太怎么跟那些小姑娘学生似的？这话后来传到了张作霖耳朵里，从那以后，许澍旸就没再去过学校了。
许澍旸特别好学，有了孩子以后，她就跟孩子一块儿探索新知识。
之后，张作霖又娶了第五个老婆，这位五太太其实才是家里真正说了算的人。许澍旸特别看不惯一夫多妻这套做法，加上她为人正直，张作霖对她也没那么上心。每次外出应酬，张作霖都不会带上她一起。
日本人轰炸皇姑屯那天，张作霖带上了他最年轻的六姨太。那时候，其他几位太太都在沈阳待着，唯独这位最小的，跟着张作霖一块去了。
张作霖被抬回家时，已经没了气息。五夫人这管家婆子挺机灵，表面上愣是对外头说张作霖还活着呢，没死。因为五夫人常和张作霖一块儿待客，日本人听了她的话，也没起疑心。
张作霖去世后，为了保证东北不乱，让张家的领导权能顺利传给张学良，五夫人决定先不公开这个消息。她跟大家说，老张需要好好休息，医生天天来瞧病，吃的也按时送到屋里。五夫人像平常一样，处理着帅府里里外外的事务，连日本人那边也应付得妥妥当当。私下里，她赶紧给张学良送信，让他快点回沈阳来。
张学良了解到状况，怕再生枝节，就打扮成一个寻常大兵，混在运兵的火车里悄悄回到了沈阳。
张学良的胞妹在聊起那段过去时提到：
我哥张学良，在老爸过世差不多半个月后，才偷偷溜回奉天。他是化了妆，躲在那种不透气的兵车里混进来的。回来的时候，他脸晒得黑黑的，胡子头发都老长，穿了一身灰不溜秋的军装。直到他开口讲话，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他。
聊起接班这事儿，张作霖一走，按理说，老张家的老资格张作相该挑大梁了。那时候，张学良也出来说了两句，想让张作相接手。可张作相硬是不干，他摆摆手说：“要是大帅无病无灾地去了，那我还能勉为其难接个班。但眼下的情形，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接的。”
张作跟张学良讲，要是张学良肯努力，办事情稳妥，那他肯定听张学良的；要是张学良不正经干，那他可得照着张作霖的样子，好好管教管教张学良了。
大雨狂风过后，有了张作相的帮忙，张学良很顺利地接下了这个位置。
【张学思与张作霖分道扬镳】
张学思打小就跟妈妈一块过，跟他老爸张作霖没咋打交道。这跟他妈在张家不受待见有很大关系。
张学思在8岁那年踏进了平民小学的校门。等他上了中学，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心里就开始对张作霖所做的一些事情打上了一个个问号。
1925年6月份，上海那边搞了个“五卅”反帝的大动静，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奉天。奉天的工人们、老百姓、教书先生还有学生们，全都涌上了街头，表达他们对帝国主义在上海杀害咱们中国人的愤怒。就在那一天，张学思跟着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块儿参加了这次游行。
游行搞完后，张学思跑到办公室去找老师，开口就问：“老师，您知道为啥日本人要把咱们中国的旅大给抢走吗？”
老师把那段让人难受的历史，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听。张学思听完，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他咬着牙说：
为啥现在那些日本家伙还敢对我们动手动脚？条约到期了，他们咋就不肯把咱的地盘还回来呢？咱们为啥就不敢跟他们硬碰硬，干一架呢？
张学思因为是张作霖的儿子，所以当他提问时，老师选择保持沉默。等张学思走了，老师忍不住感慨：“这小子，真不是一般人！”
张作霖离世后，张学思从老妈那儿听说，这事儿是日本鬼子搞的鬼。他心里头对日本人是恨得牙痒痒，但也明白自己年纪小，没啥本事。于是，他就把自个儿的抱负和希望，都放到了大哥张学良的肩上。
张学良跟他老爹张作霖那个封建军阀头子可不一样。他吧，二话不说就把东北的旗给换了，五色旗直接换成了南京政府那青天白日旗，这一手可厉害了，直接把日本鬼子想在“满蒙独立”的名头下把东北变成他们殖民地的美梦给打碎了。
然后，张学良主动出击，在大帅府的那个叫老虎厅的地方，干掉了两个跟日本走得很近的大人物，他们不光是张作霖的重要帮手，还是他的心腹，这两个人就是杨宇霆和常荫槐。
张学良上位后，在大帅府搞起了“新花样”。他推崇西方的东西，家里头西洋玩意儿多得是。许澍旸记得，那时候，大帅府光电话就有一百多台，汽车也是一百多辆，那气派，全国怕是找不出第二家。
夏天的时候，张学思能跟他的大哥哥张学良一块儿打网球、耍高尔夫，还一块儿去游泳。以前张作霖定的那些老规矩，现在都被这个新来的少帅给扔一边去了。
张学思看到张学良积极反抗日本人的行为，心里头别提多激动了。而且，张学良对大帅府做的那些新改变，也让张学思挺开心的。但好景不长，张学思发现张学良跟蒋介石走得越来越近，居然忘了自己说过“不参与内战”的话，还帮蒋介石去打那场“中原大战”。
军阀们互相争斗，让老百姓吃了不少苦头。张学良离开后，大帅府又变回了之前那个冷清得吓人的地方，一点生气都没有。
张学思把全部指望都放在了大哥身上，结果却啥也没盼到，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有一次，帅家的几位千金打算开车去日本站那边逛逛，享受一下兜风的乐趣。她们带上了随行的副官和警卫，还特地邀请了学思一起去。
张学思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出去玩了，他们几个都是自个儿开着一辆小车，在热闹的城市街道上穿梭。那几个女孩子开车那叫一个猛，一下子就把张学思给甩得老远。等停下车来，张学思绷着脸抱怨：“你们开车这么快，就不担心撞到人啊！”
那位女士轻蔑地讲：“撞死个人算啥大事，扔点儿钱，不就把事儿摆平了吗！”
听到那话，张学思脑袋里顿时像炸开了锅。他一句话都没多讲，自个儿开着车就回家了。从那以后，张学思跟帅府里的其他亲戚来往就少了很多。他铁了心要走另外一条道儿——那就是追寻真理，谋求发展。
1930年那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如期而至。按照老规矩，张学良身为大帅府的当家人，得挨个房间转转。一是要给大伙儿分发些钱财，二是顺便探望一下他的庶母，还有那些弟妹们。
张学良溜达到了张学思的书房，随手捞起一本书就翻了起来。嘿，这一翻可不得了，他眼睛猛地一亮，发现手里这本竟是丁玲的大作《身处黑暗》。
张学良绷着脸，声音低沉而严厉地说：“这事儿你清楚不？这本书啊，是共产党出的！”
张学思淡淡地回应道：“我觉得写得还成，没啥大问题！”
张学良发脾气了，大喊着：“这种书以后别再看了，都给我烧了！”话音未落，他一脸怒气地转身离开了。
这次吵完架，张学思心里头更明白了，想要往前走，早晚得迈开步子离开这儿。正当他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说要辞职去北平。王西征老师对张学思来说，那影响可不是一般的大，从日常的一点一滴就能瞅出来。
有一天，张学思和王老师碰面聊了起来。王老师聊着聊着，手里还玩着一张钞票，卷来卷去的。然后，他随随便便地就把那张钞票给点着了。张学思一看，眼睛立马就瞪圆了，惊得不行！
王老师淡淡地开口：“钞票嘛，不就是人做出来的玩意儿！整个世界也一样，都是人造的。要是觉得不对劲儿，咱就扔了重来！”
张学思找到王老师，想让老师给他换个新名字。王老师琢磨了好一阵子，最后给他定下了“张昉”这个名字。王老师解释这个名字时说：
“昉”这个字，左边是个“日”，说的就是光亮；右边则是个“方”，意味着开始。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好比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来，代表着光明的开头。
张学思对这个新名字特别中意，打算跟着王老师一块儿去北平。那时候，张学思也就才14岁的光景。
张学思的老妈心里头挺舍不得儿子走，但最后还是咬牙支持了他。她跟儿子讲，等过阵子，自己会去天津闺女那儿住，那样离北平就不远了，以后见面也方便。打那以后，张学思就迈上了革命的征途。
【谢雪萍看望张学良，一起回忆往事】
西安事变一闹，张学良的大名可是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张学思，作为张学良的亲弟弟，心里头那也是激荡不已。
之后，张学良把蒋介石安全送到南京，可他自己却被立刻关了起来。张学思得知大哥这事儿，心里头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1961年，也就是西安事变过去25年的时候，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摆了一桌宴席，专门请了当年西安事变的相关人士一起来吃个饭。张学思和谢雪萍也都在被请的名单上。
那段时间，台湾省正好出了一本名叫《西安事变后的反思》的书，里面张学良表达了自己的悔意，直言自己当时做错了。
那天在场地里，大伙聊起了那本书，琢磨着它到底是张学良亲笔写的，还是让别人给改动过了？
张学思听着那些话，眼泪忍不住就往下掉。他哭了，然后直接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了。张学思表示，如果大哥真的这么做，那以后的名声可就没了。
那会儿，关于那本书到底有没有被人注意到，大家都没有个准话，不过张学思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谢雪萍瞧见张学思那副失落的样子，连忙凑到他身边去宽慰他。
周总理眼眶也湿润了，他说道：
我掉的这些眼泪，那是替党流的，不是我自己在伤心。那时候啊，大家伙儿对于是该跟蒋介石联手抗日呢，还是直接反他抗日，这事儿有分歧。张汉卿他觉得，要想抗日，非得把蒋介石争取过来不可，他主张的是跟蒋介石联手。二十多年来，他那颗爱国之心从没变过，就因为这样，我们到现在还特别想念他，一想到他，谁又能不感动得掉眼泪呢！
这时候，为了改变现场那股难过的劲儿，邓颖超大姐端起了酒杯提议道：“咱们得把伤心转成动力！”
《西安事变回忆录》是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吩咐，对西安事变进行的详细回忆撰写。不过这么多年来，大家对张学良为啥要写这篇文章，一直议论纷纷，没个定论，就连文章标题到底是叫《忏悔录》还是《反省录》，也难以有个准话。
谢雪萍回想起来，张学思很少跟她聊起他们的大哥张学良。但后来，他开始频繁地给张学良写信，信里满满都是对大哥的想念。
谢雪萍收到张学良百岁寿辰的邀请后，就赶去跟大哥见面。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张学思的那些事儿。
张学良跟谢雪萍聊道：
我有个亲弟弟，他排行老二，名字叫张学铭，我特别瞧不上他。这家伙胆小如鼠，一有好事就拼命往前凑，但只要事情稍有不对劲，他就会立马脚底抹油，跑得比谁都快。老三呢，是个书虫，整天就知道啃书。他以前还在联合国当过秘书，说实话，他读书确实挺有一套的。
跟那俩弟弟比起来，张学良对他四弟那可是赞不绝口。他跟谢雪萍讲：“要说真能耐，还得是我这四弟，我打心底里服他，他有时候比我还狠呢。”
张学良说啥，谢雪萍都仔仔细细地听着，从不打断。她心里这么想：“人家都已经活到一百岁了，再去提那些让人难受的往事也没啥意义，不就是串串门，跟亲戚聊聊天，问个好啥的嘛，就这么简单。”
谢雪萍总共去探望张学良三次，在聊天时，她能明显感觉到张学良对四弟有着特别的偏爱。
张学良和张学思这两位大将军，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值得咱们后人好好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