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人口负增长进入第三个年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总人口已降至14.09亿，较2023年减少约208万人，自2022年首次出现自然负增长以来，这一趋势未见扭转。
对于一个长期依赖“人口红利”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问题已经被说“滥”了，但对这个变化，公众和媒体的关注都停留在人口老龄化或劳动力短缺的层面，很少深入探讨它对中国经济结构、政策空间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冲击。
人口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所以人口结构的改变并非末日，只不过是“人口红利”模式要结束了。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找到中国经济未来的破局之道，而不是停留在“只需要刺激多生孩子”的思维当中。
所以，一个被忽视的角度——“人口红利反转”下的资本回报率下降与内需结构失衡，就是值得探讨的人口经济学问题。
从资本回报率角度，来重新审视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深层影响，可能要比单纯的抱怨“以后没有劳动力了”更有意义。
首先得看看，“人口红利”究竟如何塑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它并非“廉价就能创造产值”这么简单。
在人口经济学中，“人口红利”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劳动成本低廉，这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基础，也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
但这种模式并不特殊，而是后发国家的常有路径。
哈佛经济学家大卫·布卢姆指出，东亚经济体中多达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人口结构变化。中国亦不例外。
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增长近1亿人，占据了全球劳动力增量的主要份额。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成功接住了“全球化”的浪潮，也建立了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和工业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运气只给有准备的国家”是一个真理。
但人口负增长的“资本回报率陷阱”，也在人口红利下降的时候起作用了。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资本回报率的大幅下降。
在著名的索洛增长模型中，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当劳动数量开始减少，而资本投入保持惯性增长时，会出现“资本过剩”，即资本边际产出下降。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地铁站终于开到村口，却没人乘坐。这就是资本过剩的真实写照。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以往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面临越来越低的投资回报率。
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的投资驱动模式无以为继”并非一句抱怨，而是经济学上实打实的客观规律所致。
过去几十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长期高于40%，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今，在劳动力萎缩、人口消费能力趋弱的背景下，这种高投资比重难以持续。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回报率不足的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2022年至今为什么感觉赚钱越来越难？跟这个因素就有一定关系。因为这几年人口减少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消费力的萎缩，其实就等于人口减少了。
A股上市企业利润率一直很低，也跟近几年的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有关。
原来100个人消费，现在只等于60个人在消费。这就是“事实人口减少”。
中国资本回报率到2022年已经降至8.6%，在2020年时一度掉到5.6%，净资本收益率在2022年已经下降至5.7%，距离4%越来越近。
更重要的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正在改变企业和政府的投资决策逻辑。
如果找不到具有确定性回报的投资项目，那么资本将更倾向于保守化，或者直接寻求海外投资，这种趋势可能加剧国内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风险。
在上海，已经能看到这样的迹象，随着资本纷纷出海，国内的投资在不断减少。这反过来加剧了国内经济的下行风险。
地方政府则不敢投资，由以前的大手大脚变成了缩手缩脚，这也加剧了流动性的停滞，造成经济萎缩。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内需的结构性失衡，这倒是跟人口减少没啥关系，而跟老龄化有关。
人口减少，其实并不等于消费能力一定下降，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塌方式老龄化”。35岁以下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年轻人买房、生育、消费的意愿普遍走弱。
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出发，消费倾向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年轻人倾向于超前消费，中年人偏向稳健理财，而老年人则更多依赖储蓄或转移支付。
在负增长背景下，中国社会整体消费倾向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这对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构成结构性制约。
更诡异的一个现象是：总量消费在下降，而消费升级的要求在上升。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产品创新与服务定制能力要求，也对政府提出了更加精准的财政支出配置压力。
不可忽视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房地产与地方财政的“双重挤压”效应。
房地产是人口变化的晴雨表。长期来看，人口减少将导致住房需求持续收缩，尤其是对“新房”的需求。
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的核心逻辑之一，就是在人口见顶的前后，房地产价格高位横盘并逐步下行，最终拖累了整个金融系统。
中国当前的地方财政极度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税费。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房价支撑力量减弱，地价下行风险上升。这不仅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也削弱了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扩张的财政空间。
更严重的是，尽管有化债手段，但地方债务风险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集中暴露。因为，房地产还有继续下行的风险。
这种“双重挤压”——即房地产市场萎缩与财政能力下降——将对中国经济稳定性构成中长期挑战。
想要改变这一切，必须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转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革新，还用旧的那一套应对新问题，只会让问题越拖越严重。
说白了就是，如果说过去四十年，中国靠的是“人口数量”的红利，那么下一个时代的出路，必须转向“人口质量”的红利。
首先要进行深刻的教育改革，进行人力资本再配置。提高教育资源的均衡性与创新能力，从“量的普及”转向“质的精英”。现在这种形式主义泛滥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
延迟退休与老龄生产力利用是日本的经验。重新设计劳动制度，让高龄人群能在适当岗位继续创造价值。前提是必须严格执行劳动法——日本老人工作，收入和法律保护都是很严的。
还有就是执行生育友好政策。无论对于男女，这一点都很重要，都可以释放出来很多劳动力资源和消费的可能性。
以上这些的核心与前提，都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工具的适应性改革。
人口负增长本身不是“终局”，但它意味着一个旧增长模型的结束。
中国经济若想穿越这一结构性转折期，必须摆脱对“量的扩张”的依赖，转而寻找“质的跃迁”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