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闽浙总督汪志伊向嘉庆帝呈递奏疏，详实汇报福建省各县知县相关情形。奏疏着重指出，省内存在三个重要知县职位空缺，然而，经全省范围内审慎遴选，竟未觅得契合人选。故而，汪志伊恳请朝廷与吏部迅速选派贤能之士，以补此要缺。
若此类情形出现于清初，尚可予以理解。然至嘉庆年间，全国候补官员数量激增，呈泛滥之势。据汪志伊所述，彼时福建一地，候补知县竟达百余人之多，同时在职知县亦有六十余人。在如此规模的官员群体中，从常理推断，理应能够遴选出三位堪当“得力”之任者。
【知县升、调有着严格的考核条例】
在传统认知里，于一地履职之官员，若能惠泽地方、秉持公正廉洁之操守，并妥善完成朝廷所定赋税之征收与解送任务，似乎便顺理成章地具备了升任或调任之资格。然而，历史实践所呈现的真实状况，却与之大相径庭。
依据清代吏部所定规制，知县政绩斐然并不必然导向官职升迁或调任至重要职位。实则，需满足如下若干条件：
首先为俸满制度。在清代职官体系中，俸满即官员任职期限。知县这一官职，因其所处地域差异，任职期限各有不同。于中原核心区域，知县任期通常设定为五年，偶有三年者；而在偏远省份，任期一般为三年；至于烟瘴及苗疆地区，知县任期则为两年或两年半。
在官员任用体系中，俸满作为一项刚性准则，对知县的调任与升迁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知县在任内政绩何等卓著，唯有满足俸满要求，方可获得调任或晋升机会。据闽浙总督汪志伊于奏疏中所述，福建当时在职知县群体里，有39人具备显著的任用潜力，然而，其中13人未能达到俸满这一必要条件。
其二，遭受处分的官员不得擢升。在清代，从位居中枢的大学士，到地方基层的知县，遭吏部施以处分并非罕见情形。实际上，整个清代，几乎无官员未受处分。
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地方官员面临受处分情形颇为常见。诸如钱粮征收未达规定数额、刑事案件处理超出法定期限，抑或因下属行为而遭受连带影响等情况，均有可能致使其受到惩处。此类情形的出现具有一定客观性，与官员个人是否秉持廉洁操守并无直接关联。
从各类相关资料可知，行政处分形式多样。其中，罚俸属于相对较轻的惩处方式；而降级留任则在严厉程度上更进一层。无论是知县这类基层官员，抑或是督抚等高级官员，皆不乏身负多项甚至十多项处分的情况。
官员所受处分通常存在明确的时间界定，一旦期限届满，相应限制便予以解除。然而，在处分期限之内，晋升提拔会遭遇阻碍。据汪志伊于奏疏中所言，其举荐的39位人选中，多达26人正背负处分。即便这些人在才能方面具备可资重用的特质，却因既定程序的限制，难以获得提拔任用。
在此情形下，出现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状况。具体而言，部分具备才能的知县，由于任期未满或身负处分，无法获得升迁或调任、补缺的机会；与之相反，某些任职期满且无处分在身者，却既缺乏才能又不具备良好德行。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诸多基层知县因任职期满或受行政处分等缘故，无奈错失晋升契机。按定制，当这些知县满足晋升条件时，吏部却未予其应有的晋升机会。
【知县内调和升迁难度极大】
在《皇朝经世文编续》中，御史察见有述：“士人一旦执掌县政，便终身置身于朝堂权力核心之外。百余年间，于公卿之列，以州县官职为仕途起点而晋身者，寥寥无几……众多士人于世俗奔波中直至终老，其数难以胜计。”
通常而言，官员若外放担任知县之职，此后欲调至京师任职便极为困难。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诸如六部九卿以及大学士等高级官职，其任职者鲜少是以知县作为仕途起点的。此观点与历史实际状况基本相符。
在明代，出身进士者对出任地方知县一职往往抱以轻视态度。不仅知县如此，即便是知府、道员这类地方官职，于士人阶层的认知里，其地位亦远逊于七品京官。故而，从明代知县群体构成来看，占据多数的乃是举人以及贡监生，整体学历水平相对较低。
清代情形相较之下较为乐观。自雍正帝首倡养廉银制度，外官经济收入得以显著提升。这一变革促使诸多对京官仕途前景预期有限的官员，通过钻营人脉关系，积极谋求外放任职。长此以往，原本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得以逐步扭转。
从行政调任机制视角分析，京官转任地方官职，相较之下更为顺遂；反之，地方官员谋求内调至京城任职，则面临较大阻碍。此现象背后，根源在于朝廷基于制度设计的考量，对地方官员内调持有审慎态度，并不倾向于推动此类人事调动。
在雍正帝登基执政之前，吏部曾设有一项名为“行取”的制度，为各省知县开辟了一条晋升途径。该制度规定，从各省知县群体中，遴选出政绩卓著且德才兼备者，使其内调转任京官。这些知县通常会被任命为各部主事之职，亦有机会通过考选担任科道官。
行取制度，从本质而言，更多呈现出一种象征意义。就选拔规模来看，极为有限。据乾隆三年之规定，在全国范围内，依据省份规模差异，行取知县的名额分配如下：大省仅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仅为一人。尤为关键的是，行取并非年年举行，而是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进行选拔。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颁布上谕，明确指出知县行取这一举措“于吏治人才毫无裨益，着令永远废止”。自该上谕发布后，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存在知县于大计考核中获评卓异而获保举，进而得以内转成为京官，但此类情形已极为鲜见。至此，知县内转京官的途径，实际上基本处于阻塞状态。
鉴于内部转任途径不通，知县便将目光投向外部晋升之路。然而，事实上知县欲在仕途上实现向上擢升，面临的困难程度亦不容小觑。
在多数情况下，知县若想晋升至知州，往往需历经漫长岁月，这一过程极为艰难。究其原因，知府这一更高层级的职位，大多由朝廷直接选派人员任职。这些被选派者，通常为中央各部的郎中、员外郎，抑或是翰林院官员。因此，当时便有“由知县而至司道府者，不过千百之十一”的说法。
晚清时期，鉴于知县晋升空间极为有限，在仕途前景渺茫的状况下，部分知县转而将心思着重置于谋取私利之上。彼时，州县官一职虽难以实现职位的进一步擢升，却意外成为官场中最易敛财的职位。然而，这一现象导致州县官群体在官场中备受鄙夷，成为遭人轻视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