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向来遵循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这一既定规则。无论臣子于朝堂之上建树何等卓著功勋，由朝廷所委授之官职，均有严格时限约束，且具有明确的个人专属性，严禁向下一代传承。然而，清代却对这一长期延续、近乎定式的传统法则予以突破，创新性地设定了部分 “世袭官” 岗位，开启了别具一格的官员任用模式。

世袭官这一概念，首见于御史所著文章。鉴于其相对生僻，想必诸多读者对此较为陌生。兹依据相关史料文献，就该概念展开阐述。

【第一个是从二品的散秩大臣】

散秩大臣作为八旗体系中的高阶武职，归属于侍卫处管辖。侍卫处乃清代宫廷侍卫系统的重要机构，其架构内设有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秩大臣以及诸般侍卫等不同职官。

据《清朝通典》记载，散秩大臣的选授规则明确。具体而言，散秩大臣通过皇帝特恩予以简选授任，并无固定员额限制；对于勋臣旧族之后裔，其世袭者依照相应次序承袭该职。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散秩大臣的设置并无固定员额，其任命需仰仗皇帝特恩。当员额不足时，会从宗室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宗室一等侍卫以及公、侯、伯、子、男爵中挑选人员，经引见后，由皇帝钦定，决定其是被正式授予散秩大臣之职，抑或仅署理此职。

经深入探究可知，散秩大臣与侍卫处其余职官存在本质差异，其员额配置并无明确限定。朝廷设置该职位，核心目的在于优抚勋旧后裔，使其能恒享荣华，此乃朝廷基于历史因素与政治考量所施行的一项特殊举措 。

仅当勋旧后裔的可选人数不敷所需时，方会自宗室王公与异姓贵族群体内遴选出散秩大臣。值得留意的是，此类散秩大臣并不具备世袭属性。

【第二个是定边左副将军】

通常而言，人们对于官职名称中含有“副”字者，往往会形成一种并非崇高显赫的固有认知，此观点确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当具体审视“定边左副将军”这一官职时，上述普遍认知却难以完全契合。

在清朝军事历史的脉络中，定边左副将军一职关联着一位声名远扬的重要人物——额驸兼喀尔喀亲王策凌。雍正九年，清军在征讨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里，于和通泊陷入敌方精心布置的埋伏圈。此役，清军遭受重创，数万官兵壮烈牺牲，这一事件成为清朝入关后军事失利最为惨痛的典型战例。

雍正十年，清廷于西北战局实现逆转。彼时，准噶尔部贸然挥师深入喀尔喀地区，然喀尔喀亲王策凌统军有方，成功抵御并挫败准噶尔部的进攻。经此一役，清廷与准噶尔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双方达成休战共识，战事暂息。

雍正十一年，出于巩固西北边防之考量，朝廷特置定边左副将军一职，并委于策凌，命其统帅喀尔喀四部军事力量。此职虽冠以 “副将军” 之名，然实则为西北边防最高军事统帅，因彼时朝廷并未设立 “定边将军” 这一职位。

鉴于定边左副将军的屯驻之地为乌里雅苏台，是以其亦被称作“乌里雅苏台将军”。从官阶品级而言，其与伊犁将军处于同一等级，均为正一品。

自策凌膺任定边左副将军伊始，此职位旋即成为策凌家族世代相袭之官职。策凌辞世后，其嗣子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先后承继该职，继而其孙瑚图灵阿亦获承袭。直至策凌家族血脉传承出现中断，此职方由其他异姓贵族接任。

从严谨的历史官职定义角度而言，径直将定边左副将军界定为世袭官职，似有牵强之处。然而，若策凌家族后人能够如同明朝开国勋贵沐英家族一般，在不同世代皆有人承袭相关职责，那么，基于此类情形，便极有可能判定，定边左副将军一职将演化为策凌家族的世袭之官。

【第三个是世管佐领】

在八旗制度架构内，牛录作为基层组织单元，其首领称作佐领。依据清朝官制体系，各牛录佐领被额定为正四品武职。但需注意，佐领一职存在特殊之处，于八旗总计千余佐领中，超七成佐领具备世袭属性。

在入关之前，后金政权便推行八旗分封制度。该制度下，除将宗室王公分封为旗主与领主外，亦对异姓进行分封，然而，异姓所获分封的等级相对较低。

在分封体系中，除同姓之外，获分封者主要为女真各部及归附后金的蒙古各部首领。其显著特征在于，归附之际，皆率领本部部众一同来投。后金将这些旧部整编为牛录，并将之划归原部首领管辖。

在历史进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当异姓大臣建立功勋，太祖与太宗出于嘉奖，特将特定人户编为牛录，赐予该大臣，并允许其家族世代统领。其中，弘毅公额亦都便是此情形的典型代表。在后续发展中，钮钴禄氏家族所领有的三个牛录，即属于世袭佐领范畴。这种世袭佐领的赐予，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功臣的特殊恩遇与权力授予。

部分佐领因具备世袭属性，故而被称作“世管佐领”。自清朝中期起，关外时期所赐予的牛录数量持续攀升。以额亦都家族为例，至康熙年间，钮钴禄氏家族世袭的佐领数量增至九个，较初始数量扩充了两倍。

据非详尽统计数据显示，在乾隆朝晚期，八旗体系内总佐领数量计1166个。其中，通过世袭方式出任佐领之职者达855个，占比竟至73%。此855个佐领职位，多赐予众多异姓贵族。自彼时起，直至清朝覆灭，这一有关佐领世袭的制度始终得以严格施行。

【第四个是正一真人】

在明清时期，龙虎山作为道教圣地，乃张天师之传统道场。彼时，朝廷常赐封号予道教首领。明朝开国后，龙华山的张正朝遵奉旨意，入朝觐见太祖朱元璋。基于此，朱元璋特赐予其“龙虎山正一真人”之称号，该封号全称为“龙虎山正一真人”，品秩列为二品，且恩准世袭罔替。

清朝在制度层面沿袭明朝旧制，持续尊崇龙虎山道教为道教正统，“正一真人”这一称谓不仅得以存续，且依旧享有明代所赋予的政治待遇。然而，至清朝中期，特别是乾隆统治阶段，宗教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佛教地位逐渐超越道教。乾隆皇帝个人对佛教更为青睐有加，其登基伊始，便采取举措，将正一真人的品级降至正五品。

乾隆三十一年，基于正一真人在当时所具备的广泛影响力，乾隆皇帝颁下谕旨，将正一真人的品阶再度厘定为二品，并明令以此为永久之定制。

正一真人的传承模式与朝廷行政职官的任命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朝廷行政职官遵循既定的行政任命规则，而正一真人的传承以师徒关系为脉络，有别于家族世袭所依据的血缘纽带。虽然正一真人并不直接涉足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但作为朝廷授予的虚衔官职，依然享有朝廷俸禄，这体现了其在朝廷职官体系中的特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