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宋朝有时会被人称为“弱宋”。
原因在于，宋朝有的是钱，人口也不少，却感觉总是打不过其他政权，还屡屡和谈进贡。
其实，这缘于宋朝实行的“重文抑武”国策，今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五代乱世影响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本质是一场针对五代十国乱局的应激反应。
五代短短53年间，中原政权更迭五次，每一次都是武将篡位。
后唐明宗李嗣源被部下黄袍加身，后晋石敬瑭勾结契丹自立为帝，后汉郭威兵变夺权。
这些案例让赵匡胤深刻意识到，武将的刀剑能夺天下，也能掀翻自己的皇位。
赵匡胤本人的上位史，更是一剂“清醒剂”。
他本是后周禁军统帅，趁周世宗英年早逝，在陈桥驿被部下“强行”披上黄袍，兵不血刃地改朝换代。
这一经历让他对武将的威胁如芒在背，曾说：“一百个文官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
这种恐惧最终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文官优先”制度。
制度设计通过分权术，赵匡胤让武将“有兵无权”。
比如，禁军统兵权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调兵权却由文官主导的枢密院掌握。
这种“统兵者不调兵，调兵者不统兵”的设计，让武将成了只能执行命令的“工具人”。
而且，赵匡胤还想出了“边戍法”，通过三年一换防，禁军每三年强制轮换驻地，将领却原地不动。
士兵刚熟悉地形就被调走，将领永远指挥陌生部队。
司马光曾赞叹此法能“均劳逸、知艰难”，实则彻底切断了将领培植亲信的可能。
宋仁宗时禁军膨胀至125万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6，但精锐仅限中央禁军，地方厢军多是老弱病残。
一旦边境被突破，内地州郡毫无抵抗之力，金军南下时“如入无人之境”便是明证。
为防止士兵逃亡，宋朝竟在军人脸上刺字标记部队番号，形同罪犯。
名将狄青官至枢密副使仍保留刺青，成为满朝文官嘲讽的“活靶子”。
除此之外，宋朝还大肆进行科举“造神运动”。
宋真宗《劝学诗》鼓吹“书中自有黄金屋”，将科举塑造成唯一上升通道。
民间甚至流传“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谚，军人沦为社会底层。
文官特权赵匡胤在密室石碑刻下三条祖训，其中“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成为文官护身符。
即便贪污受贿，最多贬为地方官。
宰相吕蒙正吃鸡舌汤浪费千只鸡，宋祁夜夜笙歌挥霍无度，朝廷均睁只眼闭只眼。
而且，宋代文官的工资高到离谱。
宋代宰相年薪折合人民币约300万元，外加“职田”等隐性收入。欧阳修、寇准等名臣生活奢靡，宴饮时“烛泪成堆，通宵达旦”。
针对文官的考核，其实也形同虚设，官员三年一考，标准竟是“无过便是功”。
淮南转运使魏兼，救灾期间关押灾民，自己纵情享乐，却因“未引发民变”顺利升迁。
文官集团为争夺利益，形成新旧党争。
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等保守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全面反扑，政策反复导致国力空耗。
正如黄庭坚总结：“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官员们宁可不作为，也不敢冒险。
代价惨痛相比之下，宋代的武官，过的十分悲催。
比如上文提到的狄青，这位脸上带刺青的名将，因文官集团诬告“宅院冒出天子气”，被贬至陈州忧愤而终。
更为我们熟知的，是岳飞的冤案。十二道金牌召回、莫须有罪名处死，背后是文官集团对武将功高震主的恐惧。
由于武将没有很大权力，在战场上，也没多少调度权。
宋太宗曾给将领发放“阵图”，要求照图打仗，前线将领打开阵图发现地形不符，等请示朝廷时敌军已杀到眼前。
檀渊之盟开启“岁币外交”，但金、蒙古等政权既要钱更要地，最终北宋亡于金，南宋灭于元。
读者朋友们，您们觉得宋朝提高对武将的关注度的话，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