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6日在江西新余一酒店内，年仅21岁的郭明子服药自杀，留下了寥寥八百余字。每一个字都在挣扎呐喊，每一个字都在竭力求救，每一个字最后也都走向绝望。

在和平年代成长的郭明子，一直以来都是个安静善良的孩子从小就怀揣着保家卫国的志向。他的成长经历和每一个投身军旅的年轻人一样，按部就班地报考了安徽一所士官学校，因为态度认真学习刻苦年年在学校都能拿到奖学金，还考取了航海证。毕业后于2024年3月25日迈入了梦寐以求的江苏南通新兵连的大门，开启了实习生涯。然而郭明子及其家人却未曾料到，辕门一入深似海此段经历却成为了郭明子无法承受之重，从此天人永隔。

据郭明子家属回忆，2024年5月19日上午，此时郭明子入营两个月，他给家人打来电话，声音中满是压抑与痛苦，倾诉自己压力大、时常控制不住想哭。当时在一旁的指导员通过电话询问家属，孩子读高中时是否患过抑郁症，并表示孩子当前心理状况欠佳，但身体状况还算正常。郭明子的父亲回应称，孩子高中时因学习紧张有些焦虑是正常的，不认为患有抑郁症。

直到事发后查看郭明子的手机，看到5月19日他与班长的聊天记录，家人才惊觉那时的他已然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反应。当时的郭明子不禁状态极差、头昏脑胀，还会不受控制地悲伤掉眼泪。排长和指导员找他谈话告知要处分，可他因状态不佳完全无法理解谈话内容。他一心只想开药控制症状，强烈渴望活下去，身体和精神却每况愈下，浑身乏力，努力恢复却力不从心。他向班长表示，不想再回到 “活死人” 状态，哪怕接受处分，只求摆脱病症，还提到若无法去精神科，去脑科开神经衰弱的药也行。而这些，家属此前一无所知。

在郭明子的遗书里，清晰记录着郭明子在部队的艰难处境，他不断遭受班长龙某、排长、指导员以及室友杨某的指责和压力。指导员作为心理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不仅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怀，在郭明子表达自身状况向外呼救时，仍高高在上地施压审问，没有丝毫的安慰和理解。一起生活的室友从班长那得知郭明子有抑郁倾向后，不仅没有关注照看给予关心，反而当天就当着全班其他人的面，直接质问郭明子是否患有抑郁，给郭明子本就脆弱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伤害。

此后，室友杨某还变本加厉，在一次拉练时间，当着全班的面辱骂郭明子，称其退伍后只能去卖保险，甚至自言自语喊着让班长龙某把尖锐物品收起来，怕被郭明子捅死，这样的当众辱骂持续了长达十几分钟，对一个抑郁症患者带来的伤害是无法估计的。平日里，室友杨某也不放过任何机会，见缝插针地对郭明子阴阳怪气。这些言语伤害如同重锤，不断刺激并加重着郭明子的心理症状。

起初，郭明子本不打算退兵，然而部队方面一开始不相信他患有抑郁症，未给予治疗。后来发现他有心理问题后，不是积极解决，而是怕出事便劝郭明子给父母打电话要求退兵，同时对他进行审问、辱骂，训练量反而增加。郭明子在遗书里提及“为了他们的安全自我了结”，结合其经历可知，他是在难以承受高强度训练与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下，为求自救才无奈申请退兵。

5月20日，指导员再次与郭父通话，称郭明子多次申请退兵，询问家长是否同意，却在整个过程只字未提郭明子身体已出现抑郁的症状反应。当郭父询问不同意退兵有什么后果时，指导员表示不同意退兵一旦下连队，之后再想退兵就会按逃兵处理，影响孩子一生，劝郭父最好同意退兵。郭父在这种情况下口头同意了，而指导员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郭明子患病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指导员持有心理学毕业证书，从专业角度来讲，他理应知晓郭明子当时的患病状况。

5月21日上午9点多，郭父考虑到孩子运动能力稍差，训练成绩不太理想，以为其只是产生焦虑情绪，便给指导员发信息，希望能让孩子去买点药。指导员回电称，他们采用的是科学带兵方式，训练运动方法科学合理，不需要吃药。当晚九点多，郭父又致电指导员，表示经过考虑不同意孩子退兵，并几乎哀求了近十遍，希望能与孩子通话。但指导员却以之前郭父同意退兵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依旧没有提及孩子患病的情况。

从5月19日到5月21日，仅仅三天时间，5月22日，部队以郭明子自愿退兵为由，将他退回了安徽人武部。若不是后来发现5月19日郭明子与班长的聊天记录，家属根本不会知道那时郭明子已经出现抑郁症症状，而在整个退兵过程中，部队方面仅仅表示郭明子身体尚可、心理状况欠佳，却始终未提及他可能患有抑郁症状。

退兵回到家乡后，郭明子在家人陪同下前往江西新余北湖医院就诊。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明确显示，郭明子患有重度抑郁症。

然而，悲剧并未就此停止。2024年9月26日，郭明子在新余四季云顶酒店选择服毒自杀。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经刑侦大队仔细勘查，现场未发现任何血迹及打斗痕迹，郭明子身上也无外伤，法医经过初步勘察，判定其系服用随身所带药物死亡，排除他杀可能。在郭明子的手机备忘录中，留下了他关于在部队经历的详细自述，字里行间充满了痛苦、绝望以及轻生的想法。郭明子在遗书中提到，按照流程部队应该治好他的病再退兵，而不是如此迅速地将他退回。他申请退兵实际上是因为患病后得不到关怀与正规治疗，还遭受了语言伤害。如果当时指导员能告知家属他患病的情况，家属一定会强烈要求部队带孩子治病。

郭明子自杀后，其家属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由于家属中的一方曾在2022年得过脑梗，且此时新兵连已经撤离，他们完全不知该向何处反映情况。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可以向北京海警总队纪委监察室反映此事。2024年11月，家属怀着一丝希望，将相关材料寄往北京海警总队纪委监察室。随后，北京海警总队纪委监察室委托当地派出两名警官前往新余展开调查。调查过程持续了一周，期间警方起初表示，郭明子的诊断报告仅能表明他存在抑郁症状，无法确凿证明其一定患有抑郁症。而后又声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郭明子在部队期间受到了虐待，因此难以对涉事人员进行处分。但家属认为，即便不能认定为虐待，部队相关人员也存在明显的失职行为。郭明子曾在微信上明确向班长龙某反映自己的情况，然而，他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心理安慰与疏导，部队也没有及时带他前往正规医院进行治疗，反而迅速将他退兵。在退兵前后，郭明子还遭受了更多的打压与辱骂，这些经历与他的死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部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另外，作为新兵连上级单位的浙江海警支队，在事件发生后，没有给予家属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经济补偿，这让悲痛中的家属更加寒心。

家属多次拨打北京海警总队纪委监察室马警官的电话，试图了解调查进展，然而电话始终未得到回应，去年也向武警总队纪委监委进行实名举报，明确要求追究指导员、班长龙某、排长、室友杨某四人的责任，并强烈期望相关部门能够深入调查此事，为死者郭明子及其家属讨回一个公道，也未得到回应。

郭父进一步补充材料。去年已寄材料包括死亡证明、公安接处警登记表、遗书、举报人身份证复印件、病情诊断报告，此次补充材料中，病历详细记载郭明子当时状态，明确诊断为重度抑郁。而上述5月19日的聊天记录，表明郭明子当时已出现抑郁患病症状，精神状态极差，无法正常训练，几乎是哀求能去看病、拿药、减训练量，但班长龙某、排长，特别是指导员都不相信，还以处分威胁他。郭明子在部队的经历在其遗书中有详细描述，这导致他回家后三个月都无法抹去心中阴影，最终走上不归路。

郭父还表示，自己事后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新兵自批准入伍之日起，至到达新兵训练机构或部队后45日内，受伤或者患病的，军队医疗机构应给予免费治疗。他认为班长龙某、排长、指导员作为直接领导，就算没有虐待行为，起码存在失职之责。他们既未对郭明子进行心理疏导，也没带其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而是草率地将孩子送回家，正如孩子遗书中所说“怕沾事就光速扔出来”。他提及一位团级干部退下来的同学，曾带患抑郁的新兵到正规医院治疗后，新兵如今状况良好，对比之下更凸显此次事件中部队处理方式的失职。郭父希望部队能从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同时认为浙江海警支队作为管理方，应承担连带责任，给予人道主义补偿。

郭明子的离世给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九十多岁的奶奶得知消息后割腕自杀，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父亲2022年患过腔隙脑梗塞，自儿子走后心情低落。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几乎濒临破碎，心中的痛苦常人难以体会。郭父跪求相关领导能为其做主，对郭明子的死亡给予合理处理，包括公正认定涉事人员责任并给予相应惩处，以及给予家属合理的经济补偿与精神慰藉。

这起事件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破碎，更牵扯到部队管理、心理关怀等诸多层面，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公众期待相关部门能秉持公正、严肃的态度深入调查，回应家属合理诉求，给逝去的生命以告慰，给悲痛的家属以安抚，也给社会大众一个清晰明确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