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十三年，朝廷重臣张廷玉呈于乾隆帝一份奏疏，文中恳请将自身所获三等伯爵之位，由其子张若霭承袭。对此，乾隆帝予以批示：

在本朝典制中，文臣向无获封公、侯、伯之惯例。大学士张廷玉所获伯爵，实乃出于格外施恩。然其奏请由其子张若霭承袭此爵位，此举与既定规制相悖。故特命此伯爵之衔仅系于张廷玉自身，其子张若霭无需承袭。

张廷玉，历经三朝之重臣，其于宦海沉浮数十载，素以审慎持身、恪守本分闻名。在漫长的仕途中，从未向帝王呈递逾矩之请。但此番情形颇为异常，身为资深旧臣，他竟罔顾自身名节与尊严，执意要为子孙谋取三等伯爵之位，个中缘由，着实令人费解。

从长远视角审视，三等伯爵位的价值不容小觑，其实际优势相较于首席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更为显著。具体而言，经皇帝恩准，张氏后裔仅凭三等伯爵这一身份，便可长久维系荣华富贵。

【混个三得伯有多难？】

依据清代针对异姓的爵位体系，公、侯、伯这三类爵位处于高阶层级，官方以“超品”名之，意即其地位凌驾于文武正一品之上。具体而言，无论一等伯、二等伯抑或三等伯，在服制方面，皆与公、侯保持一致，均可佩戴珊瑚冠饰，身着绣有斗牛图案之服饰，相较正一品的大学士，更显尊崇气派。

三等伯所享俸禄标准为白银四百六十两，另加禄米四百六十斛，其数额为大学士俸禄的两倍有余。尤为重要的是，一旦获封三等伯爵位，无论于朝堂居官履职，抑或赋闲家居，该俸禄皆恒定无变。

自康熙朝起，异姓爵位的承袭制度渐趋定型。其中，一等公可获袭二十六次，二等公承袭二十五次，三等公承袭二十四次。依此逻辑递推，三等伯依规可承袭十六次。

从历史制度角度考量，若张廷玉成功为其子张若霭谋得三等伯爵位，其意义非凡。依清代爵位承袭规制，获此爵位后，张家子孙可依制世袭十六代。以平均每代间隔二十年计，此世袭延续时长可达三百二十年。如此漫长的时段，从时间跨度上足以涵盖直至清朝覆灭的整个历史进程。

需明确指出，尽管公、侯、伯等异姓爵位在传承过程中，其承袭次数颇为可观，但此与世袭罔替这一概念存在本质差异。依据既定规制，唯有经由皇帝颁降特旨，方可享有世袭罔替之特权。

在清朝历史进程中，伯爵这一爵位颇为矜贵，获封者总数仅66人（含身后追赠情况）。从人员构成来看，获封者主体为旗人。至于汉族臣子，除明确较早归附朝廷的9人外，实际获封伯爵者仅有柴大纪、曾国荃、李鸿章（逝后追赠一等侯）、赵良栋、张廷玉、许世亨、李长庚这7位。

在清代受封伯爵的群体中，计有七位伯爵。其中，除张廷玉之外，其余六人皆因军功获此殊荣。由此可见，整个清代时期，于汉文臣群体里，仅张廷玉一人是以恩封之式晋爵。故而，乾隆帝曾称其受封乃“系格外加恩”。

【汉文臣封爵有何特殊要求？】

清朝所设异姓爵位，自其肇始，便并非面向汉文臣群体。大清立国之初，诸多汉臣归降清廷，其中部分人士凭借归附之功或军事勋绩，陆续获封高等级爵位。

在清朝初期，部分获封异姓王爵者与众多武将，虽相继被纳入汉军八旗体系，然而就血统而言，他们皆为纯粹的汉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文臣所获待遇截然不同。以洪承畴为例，其于清廷建立过程中贡献卓著，却仅获轻车都尉之职。又如范文程，深得皇太极信任，被视为股肱，皇太极对其建言无不采纳，然而范文程最终也仅晋封至三等子。

自顺治一朝伊始，朝廷便明令，世职与世爵不予授予汉族文臣。在后续的康熙时期，于整个政治体系内，汉族文臣皆无获爵之例。

雍正登基之后，张廷玉、朱轼、蒋廷锡三位汉族大臣在政务等诸多方面贡献卓著。雍正帝突破传统惯例，赐予他们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之爵，此爵位后改称一等轻车都尉。在清朝历史上，汉族文臣获封世袭官职，实始于雍正一朝。

乾隆朝初期，张廷玉以总理大臣之职，与鄂尔泰共同执掌朝廷政务。鉴于张廷玉于辅弼朝政过程中展现出的勤勉功绩，乾隆帝特予嘉奖。其爵位晋升之路，越过男爵、子爵，由一等轻车都尉直接擢升为三等伯。

鉴于赐予汉族文臣高级爵位并无先例可循，故而乾隆在旨意中未涉及世袭相关事宜。依循既往惯例，即便旨意未明确世袭条款，张廷玉所获三等伯爵之位，依规亦可承袭十六次。

然而，至乾隆十三年，君臣龃龉日深，乾隆对张廷玉的态度旋即发生根本性转变。对此，张廷玉亦有所察。缘于此，他上奏朝廷，恳请保留自身配享太庙之殊荣，并乞准其子张若霭承袭伯爵之位。

自张廷玉所处时期起，乾隆帝着手制定针对汉文臣承袭爵位的全新规制，明确规定自彼时起，汉文臣所获爵位皆不再具备世袭资格。

在清朝中期，获授五等高级爵位的汉族文臣数量极为稀少。其中，张廷玉与孙士毅获封一等公；徐广缙获封一等子；叶名琛则获封一等男。

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汉族文臣获封爵位的现象渐趋普遍。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众汉族文臣，皆荣膺高级爵位，且这些爵位享有世袭罔替之特权。

尽管张廷玉未能为其子谋得三等伯爵之位，但乾隆皇帝鉴于该世职系雍正帝御赐，秉持审慎态度，未轻易褫夺，而是为其保留了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