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国子监举行朝考。彼时，来自江苏元和县的陆润庠于此次考核中成绩优异，位列一等，旋即获选担任河南太康知县一职。此消息一经传出，众多同届考生皆投以歆羡目光。须知，在当时，以优贡（即经选拔的优秀生员）身份获任知县，对贡生而言，堪称仕途发展之极高成就。

此等美事，于常人而言，皆会欣然接受。然而，陆润庠抵达吏部文选司后，明确表示，太康知县这一职位，他坚决不予就任，并要求吏部另行择选合适人选。

文选司郎中闻之，颇为惊愕。在其观念中，陆润庠此举实乃罔顾现实。须知，于彼时选官体制下，即便身为堂堂两榜进士，初次铨选官职，亦往往需历经数年等待，方得实授知县之职。而陆润庠竟期望以区区贡生身份，直接获任知县实缺，这在文选司郎中看来，实在是不切实际之举。

陆润庠缘何婉拒上任之邀？并非因其轻视七品知县之职，实则源于其内心始终秉持着进士之梦想。

同治十二年，陆润庠于顺天乡试中崭露头角，一举中式举人。至同治十三年，凭借卓越才学，他荣膺状元之位，实现科举之路的重大跨越。

以陆润庠之例为鉴，可见在清代官场生态中，科甲功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彼时，官员们对科甲功名极为重视，甚至不惜舍弃入仕资格，也要投身于竞争激烈的科举之路，全力角逐，足见科举在当时官员晋升体系中的核心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于清代的114位状元之中，有22人在高中状元之前已然步入仕途。这些人并不满足于贡生、举人等身份地位，而是志在获取进士这一更为崇高的功名，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科举体系中的层级与影响力。

在科举制度的历史认知中，常存一种观念，认为科举时代士人普遍遵循先潜心修学，而后步入仕途的路径。然而，深入研究可发现，约两成进士出身的士人并非如此，而是践行“工学结合”模式。他们于学业进程中，先行谋取一定职位，在此期间持续完成学业。

以科举状元为例，陆肯堂、王杰、史致光、陈倓在获取状元功名之前，凭借举人或贡生身份，获选担任正八品的县学教谕。此后，他们于会试中脱颖而出，高中状元。其中，王杰仕途顺遂，官至正一品的大学士之位；史致光亦官运亨通，任职总督要职。

另有毕沅、龙汝言、吴锡龄、金榜、戴衢亨、姚文元、庄培因、梁国治、王仁堪等十人，于获取科举魁首之前，皆于内阁出任中书一职，此职位品秩为从七品。

依循旧制，内阁中书一职，通常由进士出身者充任。此十数人于内阁久事其职，深感举人、贡生身份低微，于同僚之前颇觉自惭形秽。故而，他们决意再次投身会试，矢志完成科举全途，以提升自身科名地位。

自荣膺状元之位后，其仕途轨迹旋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据相关记载，此群体中有六人晋升至二品及以上官职，即便职位最低者，亦获任知府之职。毋庸置疑，倘若缺失进士这一身份，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极有可能终身局限于品级较低的京官之位，且决然难以在历史典籍中留下痕迹。

以朱昌颐为例，其于科举取士体系中仅获举人功名，在此背景下步入仕途。在长达13年的宦海生涯里，朱昌颐仅晋升至户部主事之职。究其缘由，因缺失进士这一更为高级的科举资历，致使其在官场升迁路径上频遇阻碍。

朱昌颐愤而辞去户部主事之职，潜心居家研读。此后，其凭借自身才学，顺遂考中状元。虽任职期间，他所任官职一直维持在正六品修撰，然而状元名号加身，令其在行事之间自有一番自信昂扬之态。

在清代，旗人状元仅有崇绮一人。其出身于显贵门第，父亲乃大学士赛尚阿。然而，命运的转折不期而至，赛尚阿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因未能建功，遭咸丰帝降罪惩处，自此，家族的辉煌开始衰落，家道中落。

崇绮隶属蒙古正蓝旗，于彼时社会阶层体系中，其地位较普通汉人更具优势。然而，回顾其前半生仕途，可谓荆棘载途。初入官场时，崇绮凭借秀才身份起步，随后通过捐纳途径成为八品笔帖式。

崇绮因出身罪臣之后，仕途伊始晋升之路颇为滞缓。直至咸丰十年，方获五品虚职。然而，即便身处逆境，崇绮矢志不渝。终于，在同治四年，他蟾宫折桂，荣膺状元。此后二十余载，其宦海生涯顺遂畅达，历任尚书、都统等要职，且因女儿嫁与同治帝，进而成为帝岳。

以浙江嘉善人王敬铭为例，据史料所载，其于书画领域造诣颇深，且禀赋异于常人，在读书治学方面亦展现出卓越天赋。康熙第六次南巡之际，王敬铭迎驾有功，获康熙帝赞誉有加，旋即擢升为内廷供奉，兼任武英殿纂修官之职。

王敬铭坚辞旨意，明确表示欲凭借自身真才实学谋取官职。彼时，其身份尚为一介秀才。此后，历经数载的勤勉钻研与不懈奋进，在康熙王朝的暮年时期，王敬铭终以卓越才学于科举中蟾宫折桂，荣膺状元之位。

另有翁同龢、孙家鼐等状元，初以秀才拔贡之身份，获选任知县、教官之职。然此二人并未就任，而是毅然选择继续精进学业。经由不懈研学，终在科举之途大放异彩，荣登榜首，进而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官至高位，可谓位极人臣。

在进士群体范畴内，此类情形屡见不鲜。以乾隆时期声名远扬的史学家赵翼为例，其于会试中未竟全功，旋即获选担任军机章京。而后，赵翼投身乡试，凭借卓越才学荣膺一甲三名之佳绩。

在传统读书应举的体系中，其终极目标指向入仕为官。然而，明清时期的官场极为注重出身背景。于彼时官场而言，若仅以秀才或举人之身份步入仕途，往往被视作资历欠缺、名实不符，在同僚眼中难获充分认可，甚而会遭轻视。

从本质层面而言，相较于外在表象，内在实质更为关键。在清代官制体系中，针对非进士出身的官员，设置了诸多限制。诸多重要职务，诸如乡试、会试考官以及各省学政等，均有明确规定，任职资格仅限于进士出身者，非进士一概不予授职。

在封建科举入仕体系下，即便同为进士出身的官员，亦存等级差异。其中，翰林学士往往对二甲进士多有轻视之意，而二甲进士同样对三甲进士怀有鄙夷之情。至于举人、贡生，与进士出身的官员相较，地位差距更为显著，此便另当别论了。

以曾国藩为例，其在殿试之中未展应有水准，致使成绩欠佳，仅获三甲进士之名。尽管后续凭借朝考得入翰林院，然而“同进士出身”这一资历，却始终如影随形，成为其终身难以释怀的心结。

此即清代诸多官员在获任官职后，却毅然放弃官职转而投身会试的核心缘由。然而，应当明晰，有幸通过会试者仅为少数。盖因多数人未能在会试中脱颖而出，最终不仅失去已获官职，亦未能在会试中取得成功，落得得不偿失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