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训常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人际交往中，礼之厚重往往被视为情谊深厚的一种表征。然而，于清代官场这一特殊场域而言，馈赠行为绝非简单的情意表达，而是一门蕴含精妙权谋与复杂门道的高超技艺。在彼时的官场生态下，若全然摒弃送礼之举，仕途发展恐将举步维艰；但倘若馈赠过度，逾越了官场潜在规则的界限，亦极易招致诸多棘手事端，为自身仕途埋下隐患。
据《郎潜纪闻二笔》所载，清道光八年中秋佳节之际，叶廷眷出任陕西宝鸡知县。甫一到任，他即命师爷筹措白银八百两，郑重送往陕西巡抚鄂山府邸。
然而，鄂巡抚并未接纳，反而特意差遣人员赶赴宝鸡，于现场予以严厉斥责。更为严峻的是，此事件发生后，叶廷眷遭其上级凤翔府陈知府频繁刁难。在任职未满三年之时，叶廷眷便被以种种缘由解除职务。
显然，叶廷眷之举触犯了清代官场送礼所特有的微妙准则。在清代官场，送礼绝非随意为之，其中蕴含着诸多精细且隐晦的门道。在此，御史将为诸位剖析清代官场送礼背后潜藏的规则。
首先，向上司进献礼物应遵循既定的规范与准则。
在清代官场，交际应酬体系繁杂且名目繁多，各应酬事项皆遵循特定规范与门道。官场之中，无论官员品级高低，均受数代人沿袭而成的隐性规则约束，此规则不容僭越。若有官员违背这一不成文规定，便极有可能面临仕途终结之局面。
在官场的人际交往中，下属向上司馈赠礼品时，上司可依层级关系分为直属上司与非直属上司。具体而言，知县之于知府、知府之于按察使，此皆为直属上司关系。反之，知县与按察使、巡抚之间，形成的则是非直属上司关系。
依据既定规制，于官场人际交往中，下属向间接上级馈赠礼品，仅在特定时机方可为之，即传统的“三节两寿”与婚丧红白之事。其中，“三节”特指端午节、中秋节与春节；“两寿”则专指官员自身及其配偶的诞辰。在此范围之外，下属不得擅自额外进献。然而，若知县与巡抚之间存在师生情谊，抑或籍贯相同，属于同乡关系，其情形便需另作考量。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若知县于日常并无正当缘由，而向间接上级进行馈赠行为，此举实乃有悖官场常态，易引发同僚利益受损之状况。以陕西地区为例，可明晰此理。当宝鸡知县对间接上司有所馈赠，那么与之行政级别相同的扶风知县与岐山知县，便面临两难抉择，即是否亦需效仿送礼；与此同时，宝鸡知县的直属上级凤翔知府，是否也应被纳入馈赠范畴，亦成为问题。并且，若今年进行了此类送礼行为，来年又当如何举措，皆成为官场微妙关系中的关键考量。
故而，在清代官场存在一项约定俗成之规：下属向间接上级馈赠礼品时，务必遵循既定章程。否则，将被同僚视作“异类”，进而难免遭受排挤。
自清代中期起，官场中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进行财物馈赠这一行为，存在多种特定时机。除传统的重要节日及上级官员生辰寿诞、家中红白喜事之外，在知县与知府这一行政层级关系中，知县需按月向知府进献礼品。同理，知府亦需遵循下级向上级献礼的既定原则，按月向其上级官员敬奉财物，此层级秩序严谨，绝不容许逾越。
其次，所馈赠礼物在数量设定方面呈现出固定性特征。
据《官场现形记》载，于州县衙门与上司衙门的交往礼数中，存在特定成规。每逢传统三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这六类重要上司遇有喜庆之事时，身为属员者，需依既定数目奉上孝敬。各类职位所对应的具体数额，历经历任官员沿袭传承，严格恪守，分毫不得随意增减。
然而，历代承袭的固定数字究竟几何？经御史对相关史料的稽考，并未发现详尽记录。此情形不难理解，因馈赠行为有失光明正大，故正史之中鲜少著录。
然而，据部分野史所录，各省情形存在差异，经济殷实之地供奉数额相对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则相对较少。以陕西省为例，在中秋节时，各级官员对上级的敬奉数额如下：知县敬呈巡抚白银三百两，知州敬呈巡抚四百两，知府敬呈巡抚五百两，道员敬呈巡抚八百两，按察使敬呈巡抚一千两，布政使敬呈巡抚一千二百两 。
开篇所提及的宝鸡知县，显然违背了官场潜规则。依其官职级别，常规贡银为三百两即可，然而他却执意献上八百两。这一逾矩之举，致使巡抚对此礼金心存顾虑，未敢收受，且特派专员予以当面训诫。于官场而言，谙熟人情世故乃为官之道的重要准则，此知县如此行事，无疑暴露出其不通世故，在仕途上恐难有晋升之望。
其三，在进行礼品馈赠这一行为时，务必建立规范的记录机制。
从后世视角审视，以记账形式记录送礼行为，常被视作一种带有胁迫意味的不当行径，送礼者似存要挟受礼者之意图。但在清代官场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官员向上司进献的财物，每一笔皆详录于官方账目之中。不仅如此，当官员职务交接时，此账目亦会毫无遗漏地传递给继任者。
此类账目虽称谓各异，但大多以《规礼印簿》或《陋规账簿》之名行世。依循既定规程，每当官员面临职位升迁或调动之时，需责成掌管财务文案的账房师爷妥善完成该账目交接，将其交付予继任者。若有人蓄意进行账目造假，势必会遭受同僚的严正指责。
谈及此话题，需回溯至乾隆年间发生的一则轶事。
乾隆三十九年，新晋点选知县的某科进士，因涉世未深，在任所交接事务之际，不慎与账房师爷结怨。出于报复之心，账房师爷暗中对《规礼印簿》所载数额加以篡改。该知县未察其中端倪，依循篡改后的账目向上司呈送礼金。较之上一任知县，此次礼金少送二百两。未及一载，巡抚据此弹劾，这位知县旋即遭罢黜官职。
在官场环境中，礼品馈赠一事须严谨对待。作为下属，出于对上司的迎合尊崇以及避免冒犯之目的，向上司进献礼物成为一项必要的支出。即便面临经济压力，需节衣缩食、多方借贷，亦务必按时且足额地完成此项供奉。
巡抚与总督，身为地方层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向京中要员进行馈赠乃是官场惯例。在这一官场生态下，地方官员向京官进献财物有着特定称谓。于夏季所送之礼，雅称为“冰敬”；冬季所送，则谓之“炭敬”。除此之外，亦存在多种名目的此类馈赠。
在封建官场的礼赠体系中，封疆大吏所奉送的礼品数额，通常遵循既定规制。具体而言，向军机大臣馈赠的礼金，一般为八百两；给予各部尚书的礼金，大致为六百两；而呈递于侍郎的礼金，则约为四百两。至于六部中身负要职的司官，诸如郎中、员外郎等，所收受礼金亦不少于二百两。
故而，当京官得知某省封疆大吏即将入京，便深知有望获取一笔额外收益。于朝堂之上，位高权重的重臣无需特意通传，身为封疆大吏的督抚自会主动登门拜谒。与之不同的是，那些职级处于中下层的京官，则会采取主动举措，委婉示意督抚不可忘却在京期间“礼尚往来”这一官场惯例。
在晚清官场的送礼之风盛行之际，李鸿章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名臣，在这方面堪称登峰造极。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时，每次进京，行囊之中必定备有数万两银票。其送礼范围极为广泛，几乎凡是接触之人皆能获赠。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他稳坐直隶总督之位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在清代官场，送礼之风盛行，此乃官场陋规的典型表现。从本质而言，这类用于送礼的钱财，最终皆转嫁至百姓身上。而当时的皇帝，对这一现象持默许态度，致使此等陋规这一政治“怪胎”，广泛流布于全国上下，渗透于京城内外各级衙门以及大小官吏的日常行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