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中旬，八路军115师在桃峪召开高干会议，与会人员除115师高级干部外，还有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会上，115师遭到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有一句是“除卫生外无甚进步”。

这虽然是对115师整体工作的不满，但其负首要责任的政委罗荣桓，主动揽过主要责任做出检讨。会议结束的几天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致电中央，提出“陈、罗（即115师代师长、政委）最好给予休养”的建议要求。

中央对此是如何回应的，朱瑞又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陈光和罗荣桓又是什么反应？

山东领导班子的矛盾，主要是在八路军115师于1939年入鲁地后产生的。而这个矛盾的本质，是中央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关系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和八路军在抗战早期对山东的人才支援不足，到中央调八路军115师进入鲁地，开辟新根据地、协助巩固原根据地，山东境内出现两个系统的抗日武装（山东纵队和115师），以及没有统一领导的各类根据地。

山东纵队跟115师是不一样的。山东纵队的来源，一部分是山东省委组织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另一部分同样也是占大部分的是山东各地人民自发的抗日起义。

1938年6月，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部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番号。但这时候山东纵队还没正式成立。

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成立。纵队总指挥是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张经武，政委是山东省委的黎玉。

山东境内有了统一的军事机构，但那些大大小小的抗日武装，不是那么快就能改变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接受山东纵队领导的。

115师进入山东抗日的时间，比山东纵队成立晚3个月。关于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中央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成立山东纵队，派115师入鲁，派张经武、徐向前、许世友等人领导山东抗日或创建根据地，都是中央尝试解决的措施。

按理说，朱瑞跟罗荣桓接受的任务是一样的才对，他们应该精诚合作，为什么在1940年下半年的桃峪会议闹得那么难堪？

抗战初期，朱瑞是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的，到山西各城市相继沦陷后，他代表北方局开展晋豫边抗日工作。

朱瑞是1939年5月，跟徐向前搭档，一块到山东领导抗日的。他们到山东3个月后，对山东八路军部队进行重新编制，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主体是山东纵队），徐任司令，朱任政委。

又过去两个月，朱瑞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无论是山东纵队，还是第一纵队，跟115师都是分锅吃饭的，徐向前在还能统一指挥、领导一下。1940年6月，徐向前应中央要求，离开山东参加“七大”。

中央原本的计划是，山东抗战，军事上以徐向前为核心，政治上以朱瑞为核心。结果徐向前因突然的离场，这成了朱瑞独木难支的独角戏。

徐向前离开前，工作重心放在山东纵队，并没有利用第一纵队的编制，将整个山东境内的抗日武装囊括进来领导。

他认为，许多部队（主要是延安派来的干部领导的部队）能独当一面，又距第一纵队较远，还能跟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能直接指挥，所以让其保持独立性也是正常。

山东纵队跟这些部队是不同的，他们跟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很浅，甚至有的没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徐向前的想法是把作为山东地方部队的山东纵队，彻底融入进八路军这个大集体中。

山东纵队跟115师有隔阂是可以理解的。115师，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战斗力强悍，思想觉悟高，受中央长期领导，因此认为山东地方武装应该配合自己、支援自己；

而山东纵队则认为自己在没有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创建根据地，陕北来的115师应该给自己打下手，或是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自力更生。

徐向前离开后，朱瑞、黎玉致电中央，隐晦地提出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山东的机构的建议。“当前形势要求领导上更加集中、统一与提高。”

中央回电称：“陈、罗参加分局（即山东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

这样的统一领导要求，实际还是在分权行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强行融合起来进行统一领导，顶多好看一点，肯定是利大于弊的，绝对会闹成一锅粥。

中央的这个决定，并不能消除两个部队的矛盾，反倒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了：115师首长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武装，指挥山东纵队的朱瑞又是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

到底谁指挥谁？谁领导谁？不说部队之间，就是山东纵队和115师的干部之间，也是有各种想法和不平衡。

1940年的桃峪会议，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9月上旬山东分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另一部分是115师师部召开持续3周的115师高干会议，山东分局领导也参加了。

会上，朱瑞说115师“除卫生工作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这真是非常严厉的批评。

而这也是有原因的，开会的一个月前，一支被我军收编的土匪武装突然叛变投敌，扣押我军十多名战士和数名干部。我军围剿时，叛匪负隅顽抗，致使我军白白牺牲那么多的战士。

我军指战员愤怒至极、强烈不满。罗荣桓得知此事后，特意派出两名政治部科长前去看顾，结果一个科长被叛匪打死，另一个科长在战斗结束后枪杀了一名叛匪。

事后罗荣桓虽作出及时且严厉的处理，并向上级汇报，进行自我检讨。

被批评的第二天，罗荣桓便致电中央，作自我检讨，说“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还给出徐向前、朱瑞兼任115师师长、政委的建议，陈光去做副师长。

电报中，罗荣桓还提出学习一段时间或到其他地方工作的要求，并强调“这是我第一次向党提出个人要求”。

同一天，朱瑞向中央报告桃峪情况，指出115师的种种问题，并说“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陈、罗最好给予休养”的建议。

中央和毛主席对115师及罗荣桓个人还是相当满意的，回电称指出错误是正确的，已经纠正、今后注意就行了，并大大肯定了115师的成绩，让朱瑞、罗荣桓都安心工作。

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八路军总部特地作废了前面115师干部枪杀俘虏，遭到严厉批评的电报。

无论朱瑞，还是罗荣桓，二人都是一心为公，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出发，解决山东根据地统一领导的问题。

朱瑞要求罗荣桓的休养一事，罗也确实有病需要休养。他这次若是去休养了，肯定不会在1963年就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