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关于何者官职最为尊崇，实则并无绝对定论。通常而言，官至正一品的大学士，便已达至官僚阶层的顶端。然而，若论及晋升速度之迅捷，和珅与素有“十年七迁”之谓的曾国藩，往往率先浮现于众人考量范畴。

在清朝的历史进程中，官职晋升速度最为迅猛之人，既非权倾朝野的和珅，亦非声名远扬的曾国藩，而是鲜为人知且政绩平平的杜翰。此人虽在当时名气不显，却于仕途升迁方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速度，在有清一代的官员晋升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杜翰是什么来头？】

对于研究晚清历史涉猎尚浅的读者而言，杜翰这一人物或许并未在其认知中留下深刻印记。然而，若提及杜翰之父杜受田——这位曾担任咸丰皇帝授业之师的人物，在晚清历史的脉络里，却堪称尽人皆知。

在清代的山东地域，杜氏家族堪称声名远扬的名门望族。彼时，于山东省诸多显赫家族之中，除却曲阜孔氏与诸城刘氏，杜氏家族的声望与影响力便极为突出。据相关文献记载，杜氏家族享有“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的赞誉，此称谓在当时亦彰显出该家族于科举领域的卓越成就与非凡地位。

杜翰，诞生于公元1806年，即清嘉庆十一年。其出身特定家庭环境，自幼便踏上既定人生轨迹，此轨迹乃是通过科举考试以步入仕途之途。

据史料所载，杜翰并非禀赋卓异之士。其科举历程，并未因父荫而顺遂无阻。于院试与乡试阶段，杜翰历经数载迁延。直至道光二十四年，时年38岁的杜翰，方蟾宫折桂，在同届进士中已非年少。

在官宦聚集之境，于科举之途获进士功名者，相较于普通士子，往往更具进阶优势。杜翰于朝考期间，凭借朝中广泛的人脉资源，顺遂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至道光二十七年散馆考核结束，因其表现符合任职要求，遂留任翰林院，获授从七品之检讨官职。

在道光帝统治后期，于皇位继承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上，杜翰之父杜受田为咸丰帝成功登上帝位贡献卓著。咸丰帝登基之后，为酬谢杜受田之功，对其予以厚待。在此背景下，原本在才学与能力方面并不凸显的杜翰，其地位显著提升。咸丰元年，杜翰获朝廷任命，出任湖北学政一职。

依循旧例，学政一职任期通常为三年，任期届满后，任职者大多能够获得官职升迁，此乃翰林院官员晋升的重要途径之一。咸丰帝无疑对杜翰寄予培养厚望，然世事无常。咸丰二年七月，领旨负责赈济事务的杜受田，于清江浦溘然长逝。

杜受田的离世，对咸丰帝而言，堪称重大挫折。自咸丰登基伊始，国家军政要务的处理中枢集中于军机处。而杜受田身为咸丰帝最为倚重的谋士，在朝堂之上，实际承担着类似辅弼君主与统领百官的双重职责，其地位之关键不言而喻。

出于对恩师杜受田的深切感怀与尊崇，咸丰帝特颁旨意，追赠杜受田为太师，赐予“文正”谥号，并拨银五千两用于操办丧事。与此同时，选派钦差大臣负责护送杜受田的灵柩，使其得以顺遂还乡归葬。

杜受田辞世后，咸丰帝将内心深沉的追思之情，付诸于对杜氏家族的优厚恩遇之上。杜受田之父杜堮，出身翰林，曾官至礼部侍郎，彼时正赋闲在家。咸丰帝旋即降旨，赐予其礼部尚书衔，并给予全额俸禄的致仕待遇。

杜受田育有二子，其长子为杜翰。当杜翰闻悉父亲辞世之讯，旋即辞去湖北学政一职，奔赴江苏迎护父亲灵柩归乡。依定制，官员遇此情形需解职守孝三年。然而，咸丰帝特颁旨意，饬令杜翰料理完家事，即返回京城履职。

杜受田次子杜䎗获擢升，官至侍郎之位。与此同时，其三个孙辈皆蒙朝廷加恩，赐予举人功名，并获许以同等资格参与会试。

杜翰初始任职为从七品之翰林院检讨。自其返京后，旋即擢升至正五品之庶子。自咸丰二年七月迄咸丰三年岁末，历经十五个月，杜翰仕途顺遂，官职连晋十一级，由从七品之翰林院检讨一跃而至正二品之工部侍郎。

依据清代官制体系，文官晋升遵循严格既定程序，须循序渐进。即便是和珅这等人物，其仕途发展亦契合此规则，每一步皆稳步推进。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于和珅晋升一事上，始终未采取越级擢升之举。

在常规制度框架下，针对京官设有每三年一次的考核机制，此即“京察”。对于京官而言，理想的仕途进阶节奏通常为每三年获一次晋升机会。曾国藩以“十年七迁”的仕途经历，已然在官场晋升方面堪称卓越非凡。然而，相较于杜翰，曾国藩的晋升速度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

值得注意的是，咸丰三年岁末，杜翰以工部侍郎之衔获准入值军机处，自此正式跻身军机大臣之列。

然而，杜翰在个人能力方面实难称卓越。自咸丰四年起，尽管其屡沐皇恩，备受眷顾，但其官品晋升却极为滞缓。任职轨迹仅呈现为由工部右侍郎转任吏部左侍郎，终未能跻身一品大员之列。

【杜翰本是该死之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蔓延之际，英法联军凭借军事武力，悍然侵入北京城。彼时，咸丰皇帝为避战乱，被迫向北撤离，前往热河行宫。而作为咸丰皇帝所信赖倚重的臣子，杜翰亦随扈伴驾，一同踏上北狩之行。

自杜翰踏入权力核心区域，便与位高权重的权臣肃顺交往密切。这种紧密关系，在无形之中为其日后的悲剧性结局，悄然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咸丰帝弥留之际，颁下遗诏，任命肃顺等八位大臣为“顾命大臣”，旨在对两宫太后形成权力制衡。然而，咸丰帝龙御上宾后，政治局势旋即生变。彼时，身处热河的慈禧太后，与于京师掌控权柄的恭亲王奕䜣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

在顾命八大臣的处置中，肃顺被解送至特定刑场执行斩首之刑；郑亲王端华获赐自尽；军机大臣穆荫则遭流放之惩。景寿身为道光帝额驸，于顾命期间并无显著举动，故而所受惩处相对从轻。其余诸人，亦各有处置，或被流放异地，或遭革职罢官。

在热河行宫期间，杜翰身为肃顺阵营的得力干将，为维护己方政治立场，于朝堂之上不遗余力地坚决抵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一举措。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激烈的政治交锋过程中，杜翰言辞犀利，致使慈禧太后情绪波动，当场垂泪。

自慈禧太后执掌政权后，对杜翰憎恶至极，萌生强烈的杀意。彼时，杜翰生命危在旦夕，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挺身而出，凭借自身影响力与周旋，成功营救杜翰，使其免遭杀身之祸。

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奕䜣与杜氏家族之间实则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回溯至道光帝执政晚期，皇子们围绕皇位展开激烈角逐，彼时杜受田凭借其智谋与策略，助力咸丰成功登顶皇位。基于此复杂的历史渊源，从常理推断，奕䜣本无理由出手援救杜翰。

然而，奕䜣极为注重自身声誉。他深知，在当下情境中，若自己不挺身而出为杜翰美言，外界很可能会基于当年杜受田与自身的过往，推断他对杜翰心怀怨恨，进而认定他有借此时机公报私仇之嫌。

出于对舆论导向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考量，奕䜣虽心有不愿，但仍屈从形势，向两宫太后进言。他提及杜翰乃前朝大臣后裔，且深受咸丰帝赏识与重用，据此恳请太后网开一面，赦免杜翰死罪。

最终，杜翰虽遭罢官流放之惩处，却侥幸未受更重责罚。未几，其获赦还乡。自此，杜翰深居简出，至同治五年，于郁郁寡欢中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