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卢明聪，家位于河南省邓州市以北五十里的夏集乡大桥村，与镇平县接壤。母亲名叫侯学勤，十里八乡都知道她接生手艺高超。母亲的一生，经她双手诞生的婴儿数都数不清，被她救下的妇女和孩子也不计其数。
一切要从我的家世说起。我的父亲名叫卢腾蛟，又名卢延生，是早期地下工作者。1926 年，中共豫陕区委派刘友三、朱冠洲和杨士颖回南阳开展党的工作。他们回宛后，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秘密活动。同年 5 月，三人在刘宋营村刘实中家，借打牌作掩护召开党的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发展刘实中为党员，正式成立中共南阳支部委员会，隶属中共豫陕区委。刘友三任书记，杨士颖任青运委员，朱冠洲任军运委员，刘实中任农运委员，机关就设在刘宋营村。
当时，我的父亲在南阳一高（中）读书，经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朱冠洲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父亲被派往冯玉祥部队做军运工作，发展党员，积蓄力量等待起义时机。后来，父亲受南阳特委书记郝久亭派遣，在我家建立地下交通站并负责。他以教学为职业，先后发展严文甫、栗德敏等学生为党员，还通过交通站联系周边多地的地下交通，又发展了一批党员，为革命事业积攒力量。
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南阳、唐河、新野、邓县及湖北枣阳等地，因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失败，上级党组织指示大家暂时隐蔽疏散，保存力量。本地没暴露的党员和外地来邓隐蔽的党员，有一部分就藏在我家。母亲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还承担瞭望放哨、打探消息、传递情报的任务。我们子女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受重伤的党员洗血衣时默默流泪，日夜精心照料，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后来，我家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父亲无奈独自潜伏到湖北枣阳县城，继续为党工作。
在枣阳站稳脚跟后，父亲把母亲、姐姐和哥哥都接了过去。那时父亲一边在诊所行医，一边为党工作。生活十分拮据，母亲就给鞋铺做上鞋、翻鞋的活儿，挣点微薄工钱补贴家用。母亲觉得学门技术才更长远，便选择了妇产科。
当时医疗技术落后，卫生条件差，生孩子对妇女来说是高风险的事。一个县大概只有一所西医院，妇女生孩子全靠民间接生婆。接生工具只有粗布、剪刀，没有专业器械，接生婆仅凭经验，缺乏专业知识和设备，遇上难产等特殊情况根本无法科学处理。旧式接生方法不科学，还常用野蛮手段，大大增加了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添丁进口的喜事，可在高死亡率下，大家都很害怕。俗语 “一挂三牵”，就形象地描绘出当时孕妇分娩的巨大风险，“一挂” 指孕妇，“三牵” 是孕妇的丈夫、父母和孩子，意味着一家三代的命运都系在孕妇身上。母亲正是看到 “一挂三牵” 给妇女、孩子和家庭带来的伤痛，才决定学习妇产科。学成后，母亲自费购置了儿听器、剪刀、止血钳、手套等接生用品，开始了她的接生生涯。
1947 年，父亲根据上级指示，回老家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拖家带口从枣阳回到老家，一直到全国解放。
解放后，日子渐渐好起来。母亲说：“年轻时挣钱是为了养家，现在解放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我想给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会接生，就免费给大家帮忙，也算是给子孙后代积福。” 母亲说到做到，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接下来，我想讲讲母亲接生的几件事，以此怀念我的母亲。
巧处死胎
1963 年 7 月的一个中午，炽热的阳光烤着大地，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炊烟在小院上空袅袅升起。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我的表叔慌慌张张地冲进家门，他焦急地喊道：“嫂子，你赶紧去我家，我媳妇快生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啥都不懂，这可咋办啊！” 那声音里满是无助和焦急。
母亲闻言，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迅速解下围裙，一边应着 “这就走”，一边快步走出家门。她的身影在烈日下显得那么坚定，没有丝毫犹豫。直到夜幕降临，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她走进院子，“扑通” 一声坐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闺女，快给我找件衣服，我得换换。” 我赶忙跑过去，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禁惊呼出声，母亲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甚至能拧出水来。
“是亲三分味”，在母亲换衣服的间隙，我满心好奇，迫不及待地问：“表婶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 母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沉重地说：“生个屁！是个死胎，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弄出来，那味道臭得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听到这话，我一阵反胃，条件反射般 “呕” 了一声，赶紧捂住嘴巴跑到院子角落。我嘟囔着：“妈，你别说了，这活儿太恶心了，以后做饭可别让你插手。” 母亲却笑着说：“怕啥，我戴着手套呢。” 我还是不依不饶：“戴手套也不行，不能再做饭了。” 母亲笑着打趣：“好呀，那我可彻底解放了。”
可我的好奇心还是没被满足，过了一会儿，又凑到母亲跟前，问道：“妈，你咋知道是死胎，又是怎么弄出来的？”
母亲收起笑容，叹了口气，缓缓道出了为表婶接生的经过。
表叔家十分贫困，只有两间低矮的瓦房，屋内陈设简陋，家徒四壁。表婶躺在里间用木板搭成的一尺多高、三尺多宽的床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单子，脸上满是痛苦的神色，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滚落。母亲掀开单子一看，心里 “咯噔” 一下，暗自思忖：这哪像个即将生产的孕妇啊？她急忙询问表婶怀孕几个月了，表婶虚弱地回答：“差不多十个月了。” 母亲仔细观察后，心中疑惑顿生：正常产妇临盆时，肚子像小盆子，甚至有的像大西瓜，可眼前这情况明显不对劲，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状况，母亲犹豫了，她把表叔叫到一旁，说道：“老表，还是把弟妹送到大医院去吧。” 表叔一听，立刻愁眉苦脸，眼中泛起泪花，无奈地说：“嫂子，你看我家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哪有钱上医院啊。” 说着，他转过身去，偷偷抹着眼泪。
片刻后，表叔转过身，满脸恳切地恳求母亲：“嫂子，你就给她看看吧，方圆几十里，就你接生水平高，我信得过你，有啥风险我自己担着。” 母亲内心十分纠结，回想起这么多年接生的经历，顺产、难产、绕脐生、竖生、横生，每一次都是人命关天，而眼前这产妇的情况更是棘手。看着表叔那无助的眼神，再看看床上疼得死去活来的表婶，母亲终于下定决心：“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就尽力试试。”
母亲先拿出儿听诊器，轻轻放在孕妇肚子上，仔细聆听，却听不到一丝胎心音。从表象判断，胎儿可能在四个月左右就停止了发育。产期虽到，但胎儿不动，产妇的宫缩能力极差，根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分娩，只能靠助产师手动操作。
母亲小心翼翼地戴上消毒手套，半跪在地上，动作轻柔而谨慎，一点点、慢慢地将死胎清理出来。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专注与小心，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我忍不住说：“妈，你就不能快点，这样就能少闻点臭味了。” 母亲严肃地看着我，说道：“那可不行，万一穿透子宫，那可是天大的事！”
处理完产妇的情况后，母亲又耐心地向表叔和表婶详细交代了注意事项，从清洗、用药、暖宫、调理到休息，事无巨细，再三叮嘱。表叔紧紧握着母亲的手，声音哽咽：“嫂子，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这一家可就完了。” 说着眼圈又红了。临走时，母亲还不忘交代表叔：“等弟妹恢复两天，你赶紧带她去医院做个清宫术，这样才安全。要是子宫里有残留，以后可能会一直出血，甚至影响她一辈子不能生育。” 表叔连连点头：“行，我一定听你的。”
民间有谚语说：“热六月，沤七月，不冷不热到八月。” 可想而知，在那又闷又热、蚊虫肆虐、恶臭扑鼻的环境里，母亲半跪在地上长达四个多小时，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双腿早已麻木酸痛，可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帮助产妇脱离危险。她不顾自己的疲惫与不适，一心只为解除他人的痛苦。
她那崇高的品德和敬业精神，怎能不让人由衷地爱戴和尊敬呢？想到这里，我心疼地对母亲说：“妈妈，你今天一定累坏了，快进屋歇歇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条件艰苦。但那时的人们观念传统，越穷越生，很多家庭都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人们常说 “一个草芽顶一个露水珠”，怀孕的多，生产的也多，母亲的接生工作就越发忙碌。方圆几十里都留下了母亲的足迹，有时一天要接生三四个孩子。每一次接生，对母亲来说都是一场考验，看着产妇经历剧痛后，怀抱新生婴儿露出幸福的笑容，母亲也会欣慰地笑起来，所有的疲惫和辛劳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然而，当时人们对医学知识了解甚少，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接生婆在其中付出的心血、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心理考验。
遇到横生
在我们邻村，有个叫小胖的人。他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有八九斤重，自小就胖嘟嘟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胖。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体重飙升到一百七八十斤，旁人都改叫他胖墩。到了三十岁左右，他愈发发福，体重竟达到了二百斤。村里的老奶奶常跟他开玩笑：“胖墩啊，你趴下，在你那脊梁上擀面条，中不中？” 胖墩听了，总是咧嘴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就是这么个憨厚又随和的人。
可胖墩对女人生孩子这事，却有着一套自己的 “奇特” 想法。他总挂在嘴边的话是：“女人嘛，天生就是生孩子的，这是上天赐给她们的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男人想生还生不出来哩。常言说，瓜熟自落，顺其自然吧。” 在他看来，生孩子就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压根用不着太操心。所以，当他妻子红杏怀孕后，他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日子依旧过得大大咧咧。
1974 年 3 月的一天，厄运突然降临。夜幕笼罩大地，红杏的肚子疼了好几阵后，情况陡然变得危急起来。胎儿的脐带先流了出来，紧接着，一只小手也露了出来。这一幕让胖墩一家瞬间慌了神，惊恐地叫嚷着。“天哪，老天爷啊，这可是横产，要命啊！” 胖墩的母亲吓得瘫倒在地上，大哭大叫，早已泣不成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可咋办啊？”
就在一家人乱作一团的时候，胖墩的堂嫂突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大声喊道：“胖墩，你快来，我跟你说！” 胖墩正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赶忙回应：“嫂子，我在呢！” 堂嫂心急如焚地说：“别耽搁时间了，赶紧去大桥村，把‘卢娘’请来！她经验丰富，本事大，肯定能行，快点…… 快点……”
彼时，夜深人静，天空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胖墩和堂弟一路小跑，朝着大桥村奔去。大桥村，也就是我的家，在古代被称作高粱店，这里曾出土过 “隋碑”，《南阳日报》都报道过，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老之地。旧社会时叫上河卢，村西有条礓石河，自北向南流淌，河上有一座古老的五孔（或七孔）满河石头桥，连通着东西两岸。解放后，这里改成了夏集公社大桥大队，后来又改为大桥村，大家有的还叫它上河卢，但更多人习惯叫大桥。
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的宁静，母亲从睡梦中惊醒，赶忙起身穿衣开门。只见胖墩满脸是汗，气喘吁吁地说道：“卢娘啊，我家媳妇要…… 生小…… 孩。” 话还没说完，母亲就焦急地追问现在的情况。胖墩慌张地回答：“现在脐带和手都在外边。” 母亲听后，猛地拍了一下大腿，心急如焚地说：“你们咋不早点叫我啊！”
母亲心里清楚，胎儿恐怕已经没救了。因为脐带流出体外，就等于切断了胎儿的氧气供应，几分钟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一旦超过这个宝贵的时间，胎儿在母体内就已经窒息了。但母亲明白，此刻跟普通民众解释这些医学知识也无济于事，她强压下内心的担忧，安慰胖墩说：“赶紧走，尽量抢救吧。” 说完，母亲拿起雨伞和手电，毫不犹豫地冲进了雨夜之中。
老天似乎故意为难，当晚刮着三四级东北风，还夹杂着雨，夜色浓重，道路满是泥泞。虽说春雨本应轻柔，但打在身上却透着刺骨的寒意。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雨中前行，胖墩兄弟俩担心母亲摔倒，便一边一个，小心翼翼地架着母亲赶路。他们紧跑慢赶，大约一个小时后，才终于赶到胖墩家。
母亲顾不上喘口气，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内室查看情况，结果正如她所料，胎儿已经保不住了。母亲神色凝重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抢救大人，时间就是生命，一刻都不能耽误。
母亲熟练地戴上消毒手套，一只手轻轻放在上面，一只手稳稳托住下面，动作轻柔又谨慎地将胎儿的手慢慢顺了进去。接着，她用左手小心翼翼地将横着的胎儿头部缓缓向上移动，努力把胎位调整成将近立生的状态。随后，母亲轻声安慰红杏：“红杏，别害怕，听我的指挥，我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就使劲儿。” 几近虚脱的红杏虚弱地点了点头，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红杏的配合下，母亲成功地将胎儿顺了下来。在场的几位妇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纷纷发出惊叹和感慨。红杏看着自己夭折的孩子，心疼得 “呜呜” 大哭起来。等一切都安顿妥当，母亲把胖墩叫进内屋。红杏一见到胖墩，哭得更伤心了。
母亲拉着红杏的手，温柔地安慰道：“别太难过了，把身体养好，你还年轻。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随后，母亲转过头，看着胖墩，眼中满是责备与无奈：“生孩子可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男人得像捧着宝贝一样呵护自己的妻子，让她吃好、睡好，多陪她聊聊天，散散步，多留意她的孕期变化和胎儿的生长、活动情况。七八个月的时候，就该请医生来检查检查。要是遇到横生胎儿，医生就能及时帮忙把胎位转过来。胖墩呀，你要是懂点生孩子的常识，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 胖墩听了，满心愧疚，“扑通” 一声跪在床边，哭着向妻子道歉，发誓以后一定多关心她。
时光匆匆，两年多过去了，胖墩一家又迎来了新生命的希望。1977 年八月十五这天，红杏刚有生产的迹象，胖墩这次再也不敢掉以轻心，立刻跑去大桥村把母亲接了过来。母亲一进屋，胖墩满脸堆笑，热情地说：“卢娘啊，先喝杯茶歇歇。” 话还没落音，就听到红杏痛苦的呻吟声。母亲立刻放下茶杯，快步走进内间。只见红杏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捶着腰，疼得直冒汗。母亲赶忙让她躺下，用儿听诊器仔细听了胎音，又认真观察了孕妇的肚子，不禁皱起眉头，小声嘀咕道：“咋又这样，又是胎位不正，胖墩，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全当耳旁风了？”
红杏的婆婆听说又是胎位不正，顿时紧张起来，刚要开口：“总不能……” 母亲眼疾手快，立刻制止了她，生怕红杏听到后更加恐慌。母亲转身，满脸笑意地安慰红杏：“红杏啊，别害怕，我接生这么多年，像你这样的情况遇到过很多次，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有我在呢！” 母亲温暖的笑容、坚定的话语，让红杏和她婆婆都稍稍放下心来。
母亲接着又耐心地对红杏说：“红杏，生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你千万别紧张，好好配合我。我现在就帮你把胎儿顺正，很快就会好的。”
随着红杏宫缩的节奏，母亲用她那双手，轻柔而熟练地把胎儿扶正。她先将胎儿的小腿慢慢顺下来，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把胎儿的两只胳膊顺好，然后顺着胎儿的胸部往上，一直摸到脖子下面，用食指轻轻塞进胎儿嘴里，慢慢向下移动到脖子的软组织上。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母亲看准时机，大声喊道：“使劲，使劲，再使劲！” 几乎就在瞬间，奇迹发生了，胎儿和羊水 “哗” 地一同落地。
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胎儿生下来后没有哭声，民间俗称 “草迷”，实际上是因为产期过长，导致胎儿瞬间闭气。母亲却镇定自若，只见她迅速拎起婴儿的两条小腿，让婴儿头朝下，在小屁股上 “啪啪” 拍了两下，婴儿 “哇” 地一声哭了出来，响亮的哭声宣告着生命的降临。
母子终于转危为安，母亲累得满头大汗，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情况虽然惊险，但她接生经验丰富，早已习以为常。她熟练地剪断脐带，收拾好胎盘，又麻利地把婴儿包裹好，轻轻放到红杏身边。
红杏的婆婆满含感激，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卢婶啊，真是辛苦您了！要不是您，我们真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胖墩更是欣喜若狂，看着新生的宝贝，在孩子粉嫩的脸蛋上亲了又亲，咧着嘴，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又满心欢喜地看向笑容满面的媳妇，一家人沉浸在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之中。
事情结束后，婆婆和胖墩非要往母亲兜里塞钱，往包里装好吃的，都被母亲一一婉拒。实在推脱不掉，母亲才说：“好好，这包糖果我留下。” 回到家后，糖果被孩子们一抢而空，大家都像是在为胖墩家喜得贵子而庆祝。
临走时，胖墩满心感激，从村南口一直把母亲送到村北口，才恋恋不舍地拱手告别。他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去，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敬意与感激。
带病接生
1973 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左右，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家中瞬间被阴霾笼罩，每个人都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灵堂内，父亲的遗体静静安卧，亲人们的哭声回荡在屋内，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
就在这时，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大叔匆匆赶来。出于礼貌，我称呼他一声大叔，可彼时，我的眼中满是悲愤，怒视着他说：“这位大叔，您没看到我父亲刚去世吗？家里正办丧事呢，您就不能找别人去吗？您瞧瞧我妈现在这状况，她怎么能去呢？” 大叔被我质问得呆立在原地，嘴唇微微颤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那充满恳求的眼神望向母亲，眼中满是焦急与无奈。
母亲站在一旁，泪水不停地滑落，她颤抖着双手，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眼泪，口中哀叹道：“这可真是为难啊……” 她的眼神中满是痛苦与挣扎，去，心中是对父亲深深的不舍和丧夫之痛；不去，又实在放不下那等待救助的产妇和未出世的孩子，那是两条鲜活的生命啊。
沉默片刻后，母亲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哽咽和坚定：“女儿呀，我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去。你父亲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可你那婶子还活生生地等着我去帮忙，这是两条人命啊。你说说，咱们到底该先顾死去的，还是先顾活着的？” 说罢，母亲强忍着悲痛，拖着沉重的步伐，跟着大叔走了。
那一刻，我满心愤怒与不解。父亲才刚刚离世，母亲作为一家之主，本应守在父亲身边，操持家中的大小事务，可在她心中，旁人的事似乎远比自家的事更为重要。我感到无比委屈，觉得母亲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痛苦在她眼中仿佛变得微不足道。此后的好多天，我都沉浸在这种情绪中，一直在生她的气。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 1977 年。母亲已经六十多岁，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的头发全白了，像是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霜雪；身体瘦弱不堪，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走路也变得蹒跚起来，每一步都迈得艰难而迟缓，整个人的状态大不如前。
一天中午，二嫂精心为母亲做了一碗米饭，想着让她吃点热乎的，补补身子。母亲接过碗，刚吃了一口，便立刻吐了出来。二哥见状，急忙跑过来，满脸关切地问道：“妈，您这是咋了？” 母亲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没事，就是不小心卡住了。” 可没过两天，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吃一口饭就吐，还仰着头直打半截嗝。二哥心急如焚，赶忙找来大哥和三哥，忧心忡忡地说：“咱妈这几天吃饭一直吐，我怀疑她得的不是普通病，得赶紧上医院做个检查。” 姊妹几个听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起初，跟母亲说去医院检查时，她坚决不同意，或许是心疼哥哥们花钱，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我们四个儿女苦口婆心地劝说了整整两天，母亲才勉强答应。当天，母亲便由两个哥哥陪同，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平顶山人民医院。那时，堂姐在平顶山人民医院工作，姐夫是外科医生，这也让我们稍稍安心一些。
到了医院，专家和医生们迅速为母亲进行了会诊，还做了 CT 和胃镜检查。当 “胃癌晚期” 这四个字从医生口中说出时，仿佛一道晴天霹雳，击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当时的 CT 是刚引入我国的先进设备，只有大医院才有，检查结果不容置疑。大哥焦急地问道：“能做手术吗？” 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手术能做，不过老人家一是病到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二是年龄大，身体机能衰退；三是身体太过虚弱，难以承受手术的创伤。上手术台容易，下手术台却难如登天，风险实在太大，万一……”
最后，医生和哥哥们经过商议，决定采取保守治疗。既然是保守治疗，我们只能跟母亲说她得的是慢性胃炎，吃点药就能好。然而，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只有我们姊妹几个明白，我们实在不忍心让母亲承受患胃癌的残酷事实，只想让她能放宽心，少些忧虑。
回到家后，我们姊妹几个聚在一起，商量着母亲的事。大哥满脸心疼，眼眶泛红地说：“咱妈这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受了一辈子罪，操了一辈子心。现在又得了这个病，以后接生这个活坚决不能让她干了。咱们一定要尽心尽力伺候好她，好好尽尽孝心，让她多活一天是一天。” 三哥也在一旁补充道：“我去给咱妈弄点补药，好好调养调养她的身子。”
父亲早年当过老师，又钻研医学，开过诊所，在地下党时期还靠行医看病掩护身份从事革命工作，在中医学上造诣颇深。解放后，父亲在联合诊所当医生，在家里也经常给人看病。我大哥、二哥、三哥和我，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学医，听他讲医学知识、草药特性，背诵汤头歌诀，学习辨证论治，对一些病症和中草药理也略知一二。所以三哥说给妈弄补药，那可不是随口说说。
其实，母亲是个心思细腻的明白人，她心里早就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只是一直默默承受着，从不表露出来，独自咽下所有的痛苦。
我清楚地记得同年腊月初六早上，小树突然急匆匆地跑到我家（我的婆家）。他家离我婆家相隔不过一百多米，和我婆家同姓，只是他辈分小，喊我婶。一进门，他便焦急地说道：“婶子啊，我跟您说，丰果生孩子都十来天了，找了两个接生婆都不行，把丰果折腾得都快没了半条命。原来我就想叫外婆（指我母亲）来，可我知道她有病在身，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我要是那样做，不是乘人之危吗？可是这次外婆她不来真不行啊。”
听着他的讲述，看着他那恳切的眼神和焦虑的表情，我心里也十分心疼。我不禁心想：是啊，救人要紧。可一想到母亲那虚弱的身体，我的心又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说：“小树啊，你外婆现在身体不行，每天吃那点饭连维持生命都困难，走路都摇摇晃晃不稳当，你说她咋来呀。” 小树急切地说：“只要您肯答应，那我用架子车把我外婆接来行不行？要不我把外婆背过来！”
他这一句话，让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我说：“小树啊，你这话可把我难住了，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实在是难为情啊。” 实在没办法，我只好答应他，说：“中吧，你去试一试。” 小树紧接着又说：“不行，您得跟我一起去。” 我疑惑地问：“咋啦？” 小树说：“那几个舅舅我不熟，万一他们拦住不让外婆去可咋办？” 天哪，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他。
见到母亲，说明来意后，看着母亲那痛苦的表情，我心疼极了，轻声问道：“妈，您能去吗？” 母亲叹了口气，说道：“看妈现在这个样子，我是哪也去不成了。可你们说的这情况，我不去还不行。咱又沾亲带故的，算了，不说了，这回就是拼上老命也得去。也可能就这一回了。”
母亲还催促着赶紧走。母亲此时的心情，我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是对她所从事的医务职业的坚守，还是对新生命的尊重？是对自身病痛的无畏，还是对助产医学的珍视？想起来就不由得让我心头一阵紧缩，鼻子一酸。
虽说只有几里路，可那全是土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架子车在土路上颠簸起伏，母亲坐在上面摇摇晃晃，每一下颠簸都像是重重地撞在我的心上。对于平常人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积劳成疾、重病在身的母亲而言，这一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她只能紧紧咬着牙，凭借着顽强的意志默默坚持着。
我陪母亲一起到了小树家。小树把母亲从车子上搀扶下来，让她坐在椅子上，然后说：“外婆，您先坐下歇歇，我给您倒碗茶。” 母亲说：“茶先晾着，快扶我看看你媳妇。” 说着便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扶着头，脚步虚浮地向丰果的房间走去。我搀着母亲到了丰果的床前。
母亲看到产妇的那一刻，精神头一下子提了起来，仿佛忘却了自己的病痛，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专注，就像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她小心翼翼地用儿听诊器先听了胎心音，又摸了摸胎儿的位置。转过脸说：“看情况问题不大，胎心音和位置都还可以。”
小树疑惑地问：“可她为啥十来天都生不出来？” 母亲微笑着解释说：“你们不知道，她这是动了胎气，还没到生产的时候，怎么能生下来呢？”
在场的人都不禁唏嘘不已，恍然大悟，纷纷感叹隔行如隔山啊。
之后，母亲向我大喊说：“女儿，快过来，我跟你说，你也是学医的，你知道那安胎药，快去抓来。” 那时，我已经学成，在村卫生室当大夫，还在家里开了个诊所。我心领神会，一路小跑回到家，迅速将药包好，又匆匆赶回。母亲叫小树把草药带去煎熬，又耐心叮咛小树：“把水多倒一些，一次性煎好。头一回多喝点，大半碗都中，可不能叫药凉，把药温着，每隔一小时让她喝几口，夜里也不能停。” 最后嘱咐小树：“如果夜里有啥情况，你就随时叫我。” 交代完毕，我把母亲接到我家里。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母亲就醒了，她的第一句话便是：“小树家一晚上都没动静，我就放心了。” 我说：“是啊，看来那安胎药起作用了。” 母亲又耐心地教我什么情况下安胎、保胎，什么情况下用多大的药量，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恨不得把自己一生所学的医学知识都一股脑地教给我，最后叹口气说：“我接生几十年，你大嫂没学，你二嫂学会了但手艺不精，你也只是学了个皮毛。往后你可得多用心学，接生就是救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七点多钟，天已大亮，忽听小树在外面大喊：“外婆，有动静了！” 接着就听见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母亲立刻穿好衣服，快步跟着小树离去。
母亲走后，我先给女儿穿好衣服，让她在被窝里待着，又做好饭温在锅里，随后急忙赶到小树家。谁知，我去的正是时候，胎儿刚刚生下来，可丰果却出事了。只见她满头虚汗，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如纸，呼吸微弱，下身还在出血。这是典型的虚脱现象，必须立刻抢救。母亲迅速做出决定，她说：“女儿，快去拿针！”
这一回，我哪还顾得上小跑，拼了命地飞奔回家，取来葡萄糖、强心针和止血针。母亲用小勺一点点将葡萄糖喂给丰果，我则迅速将强心针注入丰果的胳膊，又把止血针打在她的屁股上。我们全神贯注地守在一旁，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大约二十多分钟后，丰果的眼皮微微颤动，缓缓醒了过来。那一刻，大家悬着的心才总算落了地。母亲对小树说：“赶紧去做碗鸡蛋面水，再加点黑糖，让她喝了，老话说‘一米救心慌’，吃点热乎的能缓一缓。”
这时，丰果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外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下辈子给您做牛做马……”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悄然滑落。母亲赶忙握住她的手，打断她的话：“丰果，别说话，你现在身子虚，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母亲慢慢站起身，看着睡在丰果身旁的小宝贝，笑着对小树说：“小树啊，看看你家这胖小子，这可是你和丰果爱情的结晶啊。” 母亲的话里带着几分诙谐，一下子逗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
母亲去世，村民纷纷跪拜送别
母亲的故事，就像天上的繁星，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每当我写起这些，那些过往的画面就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放映，泪水也总是不自觉地打湿了稿纸。
1981 年春节过后，母亲的病情愈发严重。她吃不下任何东西，连一滴水都难以咽下，疼痛时刻折磨着她。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背着她的时候，泪水止不住地流，可又有谁能替她承受这一切呢？
后来，母亲只能依靠输液，里面再加点止疼药来勉强维持生命。到了最后，连输液都难以进行，医生们也无计可施。母亲在极度的痛苦和呻吟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刻，全家人都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我放声大哭：“妈呀，老天太不公平了！我那受苦受累一辈子的妈啊……” 声声呼喊，却再也换不回母亲的回应。
公元 1981 年 4 月 21 日，农历 3 月 17 日，这个日子，成了我和家人心中永远的痛，是母亲的忌日。
噩耗传开，四面八方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赶来。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为母亲烧香、磕头，放鞭炮、送纸钱，希望能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
出殡那天，天还没亮，门前的院子和大路上就已站满了人。人群密密麻麻，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母亲的棺木一次次被人们拦住，起初，大家都在低声诉说着母亲生前的善举，讲述着她的种种贡献，一声声的称赞不绝于耳。送行的队伍里，桥南庄的一位大伯感慨道：“侯姑娘啊，这一辈子不知道接了多少生，积了多少德，救了多少人的命。就说我家吧，五个孩子都是她亲手接到这个世上的，这么好的人，走得太可惜了！” 走到半路，男人们站在路边，默默掩面而泣；女人们和孩子们则匍匐在地上，久久跪拜不起。负责疏通道路的人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乡亲们，让让路啊，让让路！” 实在没办法，管事的只好临时找来我家二叔维持秩序，人们这才不情愿地慢慢挪开。
突然，人群中一位中年妇女，用白色孝布蒙着脸，跪在路中间哭喊着：“大娘啊，您是我的大恩人，我舍不得您走啊！” 她哭得肝肠寸断，几个人都拉不起来。而这样悲痛的场景，在送行队伍中随处可见，哭声交织在一起，撕心裂肺。
唢呐和长笛吹出的曲调如泣如诉，仿佛天地也在为母亲悲恸；一挂挂鞭炮声此起彼伏，却怎么也盖不住人们那长久的哭声。从家门到坟地，厚厚的鞭炮纸铺满了道路，像是为母亲铺就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一眼望不到尽头。母亲的坟头上堆满了花圈，燃烧的火纸升腾起的青烟，悠悠地飘向天空，与白云融为一体。
母亲离世后，我的生活仿佛失去了色彩，每天以泪洗面。走在街上或是路上，只要看到白头发、年龄和母亲相仿的妇人，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满心期待那就是母亲。然而，每一次都是带着失望和泪水离开，我是多么渴望母亲还能像从前一样，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啊。
前几年，有一次我和侄媳丰果聊天。她突然说道：“婶啊，当年要不是外婆和您，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惊讶地说：“你儿子都三十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你还记着呢？” 丰果认真地说：“我怎么能忘，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是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饱含着父老乡亲们对母亲深深的爱戴与无尽的追思。母亲这一辈子，省吃俭用，为人宽厚，以和为贵，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她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接生的事业上，从未有过一丝怨言。她凭借着精湛的医术，拯救了无数的家庭和生命，她的功绩，如同日月般闪耀，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敬爱的母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从未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