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您的信，就像火灼样地从内心燃烧到体外来，您真是我的灵魂呀,我们的爱从这次的离别更放出它的异样的光彩了。我们的爱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有理想的，不是仅肉体的欲念，也不是仅才子佳人们卖弄风流的陶醉，更不是“卿爱我，我怜卿”似的有闲人含有病态的怜念。我们真正是:如电一般地感人，如火一般地热烈，如钢铁一般地坚强，如泰山一般地崇高。 我觉得我俩都是生命的星光,我失了您即是失却光明，即是失却人类幸福的象征，因为您是多么地爱好人类的幸福，爱好光明的世界，没有自私的贪迷，没有把您的所有的思考放在您自己的身上。亲爱的,您越发艰苦,我越发觉得您才是真美，我把您想像成一个挥汗淋淋地，昂首阔步地，舌疲唇焦地自由幸福之神。无疑的，我们之间已没有庸俗的夫妻观念了，我们有的是志同道合的两个青年有志气的男女的无可喻价的爱!…… 蓝蒂裕说:“张学云刚才说到了夫妻之爱的真谛。其实，父子之爱又何尝不是如此!毛主席说革命就像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我有一个很小的儿子，今生不知还能不能与他相见。 但我不后悔，我把革命的前途和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陆放翁年老时感到自己看不到重整山河的胜利，就写诗告诫儿子要继续抗金事业，我也应该写一首诗，万一我不能活着出去，就算是给他的遗嘱，这首诗就叫《示儿》吧!”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白深富说:“美丽的园林离不了美丽的花。我就献上一首《花》。” 我爱花。 我爱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花， 带着霜露迎接朝霞。 不怕严寒， 不怕黑暗， 最美丽的花在漆黑的冬夜开放。 它是不怕风暴的啊，风沙的北国， 盛开着美丽的矫健的百花。 我爱花。 我爱在苦难中成长的花， 即便花苞被摧残了， 但是更多的 更多的花在新生。 一朵花凋谢了， 但是更多的花将要开放， 因为它已变成下一代的种子。 花是永生的啊， 我爱花， 我爱倔强的战斗的花。 花是无所不在的， 肥沃的地方有花， 贫瘠的地方有花。 在以太里 有无线电波交织的美丽的花; 在一切的上面 有我们理想的崇高的花。 我爱花， 我愿为祖国 开一朵绚丽的血红的花。 就这样，诗友们一个接一个，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情怀，诗友们心情激奋，直至“收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这是“铁窗诗社”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集体活动。 “铁窗诗社”的诗友们，除屈楚后被营救出狱，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外，其余的都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血腥的枪口之下了，他们没有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没有呼吸到日夜盼望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他们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诗稿，而且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每一个革命烈士都是一朵盛开的“绚丽的血红的花”，他们的诗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他们是真正伟大的诗人! 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在狱中开展的一个重要斗争就是争取和利用敌方人员，这方面的工作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为勾通狱内外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争取的对象有看守员黄茂才和狱医刘石人，这主要是女牢难友们的功劳。还一个特务看守班长刘秉清，对他主要是利用。张大昌回忆道: “刘秉清在1947年底曾为政治犯周世楷从牢外买过香烟，1948年5月左右，胡春浦见他面带烟容，估计他是抽大烟的，家庭经济一定拮据，就想利用这一点，使他为难友们服务。每当刘秉清单独走近时，胡春浦就有意和他攀谈，逐渐熟悉了以后，才对他说:‘我们室内几个人都肚子痛，想找点梭梭(吗啡)来抽，可不可以帮一下忙?’同时交给他旧法币50万元。过了几天，刘秉清果然在深夜偷偷送了点梭梭来，附带给了一张锡箔、装有几根火柴的火柴盒和一小张硬纸，他就在外面望风。几人吸完梭梭后，把火柴盒等还了他。那一点梭梭根本值不到50万，所以他从中得了不少好处，过了几天，胡春浦又对刘秉清说:“我们抽了那点梭梭，肚子痛好些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弄一点来?’接着又给了50万元，刘秉清又弄了点梭梭来。再过两天，胡春浦对他说:“我们身边的钱用完了。我写一封信，请你送到城内xx街xx字号。他们见信后，一定会照信上说的，给你一些钱，还要写封回信交给你，请你带回来。’刘秉清答应了，他完全按照胡春浦的吩咐把钱和信带了回来。就这样，胡春浦便利用这个刘秉请勾通了牢内外的联系，往返传递了好些消息。当然，每传递一次，都一定要给他一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