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的囚犯，遭受着残酷的毒刑，经历了各种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们只要有一线希望，一点可能，就要争取活下来，只要活着就在学习、战斗。 在狱外的斗争需要团结起来，而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团结战斗。在狱中也是一样，应该说在监狱更需要团结、更需要组织起来以对付险恶的环境和难以预测的结局。在渣滓洞中难友之间是有联系的，敌人企图割断他们的联系是徒劳的。但这联系和组织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费尽心机，还冒着许多危险才逐步发展的。 在狱中，每个人的政治身份、被捕原因及案情等都是不公开的，同牢房如此，不同牢房更不知道。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不能用谁对谁信任与否来解释，这同地下斗争是单线、直接联系而不准发生横的联系的规定一脉相承。因此，同牢房中，同一牢房的难友，彼此也不是完全了解，当然通过牢狱斗争的考验，他们又是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不同牢房的人，特别在不同男牢房之间，不要说彼此了解，有的连相貌也没有辨认清楚。 牢房‘放风’是每一间牢房分别进行的:第一间牢房放风到了规定时刻收风回牢房,关牢门上锁后再开第二间牢房的门放风，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牢房放完风。这样，不同牢房之间的人如果要通个消息，只有通过中间人周转才行，而这个中间人并不那么容易寻找，他既要是发信息的人所了解、信任的，又要能够把消息尽快地、完全地转达给收取信息的人。如果是机密程度高的消息就更困难，这种消息要求减少中转人次，而往往又要求迅速、及时。事实上就是发生过重要的消息因为没有合适的中转人而延误了。碰到紧急情况要传递消息的确有困难，当然男犯得用放风时路经某牢房，得用楼上楼下地板缝、隔墙缝等都传递过消息，但能够比较及时、准确还是要有能联络的人。当渣滓洞有优待室、有小卖部时，它充当了联络。小卖部取缔后，真正能起到联络作用的最后移到女牢 。 女牢还在楼上六室时，由于不受注意又能比较自由走动，所有女犯几乎一到渣滓洞没有两天，就有老犯人关心照顾，给她们铅笔头，给她们传递信息。女牢从它存在那天开始就同男牢紧密联系着，女犯们的斗争也和男犯相联系。许建业在楼上五室囚禁时，他上了那么重的镣铐，刑伤未愈，可他关心着蓝狱的斗争,关心着女犯，他每天都要同牛筱吾、皮晓云谈话，教育她们如何进行狱中的斗争;他要胡其芬把女犯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女犯。除许建业外,对女牢一开始影响较大的是刘国鋕，国鋕同胡其芬、李惠明、倪俊英和我都有过无数次的联系，在当时女犯一共不过七八个人，同刘国鋕有联系的就是一半了，他要胡其芬帮助女牢中年轻的女犯，教她们如何对口供，如何对付敌人以及如何帮助有弱点、甚至有错误的难友······ 女牢从楼上六室迁到平房，小卖部取消后，女牢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有了联络的条件。从楼房到渣滓洞院坝，无论哪一间牢房的人都要从右角下段石阶梯,而女牢正在这一段石阶梯的右边,特别是女犯经常在女牢门外的台阶上择菜，紧靠着石阶梯，男犯下石阶梯时步子稍慢一点就有足够时间同女犯对话。开始不是谁有意要让女犯联络，当某男犯要送个消息十分困难时，他在经过石阶梯时，告诉了某女犯，请她设法转告另一室的男犯，于是这女犯就等待另一室男犯经过石阶梯时转告他。联 系成功了。一次、二次，口头的、局面的都作得十分妥贴，于是，任务越来越重，女犯每天十分忙碌了，她们要观察男犯是否要委托她们送信，她们还要等待收信人出牢门下石梯，有时为了传递一个消息她们要等到最后一间牢房放风——如果收信人是这间牢房的人的话。 仅仅是位置的有利不可能长期充当联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为人们所信任，男犯是那么信任女犯，女牢中有许多人是他们绝对信任的。 女犯如果是单个人的存在，即使如江竹筠、李青林这样坚强出色的女犯也不可能使女牢发挥它的作用。女牢不是女犯数目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有机的整体。男犯要传递的消息已不需要只给他所认识、信任的某女犯，而只要给女牢的任何一个女犯(当然通知过不予之联系的或新来的女犯除外)就可以了，就是给某一个女犯的委托也不一定由她本人亲自去做，别的女犯照样可以办理。女牢里许多事情逐渐分工明确，这同女牢本身遂渐组织起来，而且组织愈加完善相关。 女牢所以能逐渐组织起来、发展到比较完善，自然有许多因素，最根本的是监狱中的表现。每个人在监狱中的表现都为其他人所亲眼看见，特别在同一牢房什么都比较清楚，经过一定时间彼此就会建立起信任，信任成了组织起来的基础。女犯之间能够进一步组织起来还因她们之间原有的联系，例如李玉钿和胡其芬同是妇女委员，四川妇女联谊会的领导成员:而牛筱吾、皮晓云是联谊会成员，入狱前就认识李玉钿;江竹筠、李青林、黄玉清是有组织关系的:李惠明同江竹筠是川大同学······我入狱后便认识胡其芬、李玉钿、李惠明，重要的是都知道我是刘国鋕的未婚妻,他领导过李惠明、倪俊英，同江竹筠、彭咏梧一块战斗过……江竹筠到渣滓洞后因为是新犯人需要了解情况，她就是将她同刘国鋕的关系、刘国鋕住处及本人的特征向我讲了后我们之间才建立起信任的······ 永恒的悼念 “······用什么来写下我的哀悼!人间没有我能用的语言!英烈们每个人的形象闪现在我的脑海:我怎能忘记同江竹筠亲密的交谈:我怎能忘记李青林教我做针线的情爱:我怎会忘记冒充我表姐的‘公主’李惠明那贤惠的脸:我哪能忘记胡其芬卧病在床还改我的英文作业卷:我怎能忘记耐心、正直、默默作了不少思想工作的矮胖的陈继贤:我怎会忘记能干的张静芳为左绍英、彭灿碧接生时紧张、劳累的脸和她经常含着微笑的眼，我不会忘记一个普通的女人娟华，用自己的苦难去保护丈夫，把她美丽的青春消磨在暗无天日的牢里边;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洗衣、挑水、煮东西都经常和我一起的黄玉清大脚板，呵!还有朱世君、马秀英、邓惠中的小脚……一个个烈士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不断涌现，我有时似乎不相信她们已被杀害，我不能想象这人间会有这样残酷的场面，——杀害不是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而是一百一百地涂炭，这仇恨啊!在胸间是那么不能平息，这哀思啊，哪会那么容易随岁月流逝而淡忘!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次，一次就失去了几百个难友，十七个姐妹，一生水不会忘怀! 不能忘记过去!忘记就是背叛!”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1939年至1949年，歌乐山下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是国民党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这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神秘禁区”。这里是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人间魔窟，这里是中外反动派倒行逆施的大本营!今天,这里已成为人们了解历史,缅怀先烈的学习参观场所，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中外参观者200多万人次。人们在烈士墓，情意奔腾，在心灵深处由弱到强发出一个时代的强音:继承先烈遗志，拼搏在烈士未竟事业中，人们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旧址，触景生情。加深了对先烈的理解和崇敬。 我们今天评论历史，历史明天也将对我们作出评述，以我们 自己的作为做出无愧先烈，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作为，是我们学习先烈的最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