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初的“法”，应是源于“礼”，正如郭沫若所说“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礼仪制度）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

经过战国李悝、吴起、商鞅的探索实践，到了战国晚期成熟，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韩非子与李斯，而韩非子是中国法家集大成者。

鲜为人知的是，韩非子留下一个选择高级官员的原则，道出国家应该怎样选择掌舵者，同时也道出了西方治国选才的缺陷。

《韩非子·显学》记载：“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其中，“猛将必发于卒伍”很好理解，“宰相必起于州部”却有些时代性。

宰掌宗庙，相掌礼仪，宰相意指掌握国政。春秋时期，中国还是“封建”，但战国属于军国时代，各国基本已经实行集权，因此宰相权力极大。

战国时代的“州”，应该不是行政单位，主要是地理概念，不过要比如今的“州”范围大，汉代之州相当于如今“省”。大致来说，韩非子说的“州部”，应是中央之下的最高行政单位。

战国时期，虽然李悝、商鞅改革选才，让寒门也能冒头，但毕竟不可能彻底改变，国家高官一般还是被大贵族垄断。对于大贵族而言，“州部”已算基层。

但不同时代的话，会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时移世易。到了后世，一方面进入平民政治时代，一方面“州”的范围越变越小，这句话就有了新的含义，就是指治国之才要有基层单位工作经验，而不是“飘”在上面。

因此，韩非子“宰相必起于州部”的意思是治国之人必须要有基层经验，将军必须要有军队基层经历，这样才能更了解实际情况。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基层经历，不了解底层需求在哪，不知道问题在哪，盲目出台政策就可能是“何不食肉糜”，从而导致天下大乱。

其实，中国历史已经给出足够多的经验与教训，缺少踏踏实实基层经验之辈骤居高位后，往往导致国家倾覆，比如东汉大将军何进、唐玄宗时的杨国忠等。当然，缺少一定基层经验的治国高手也有不少，比如明朝张居正，但相对来说极为稀少，这种人才本身百年难遇一个，治国不能靠运气。

掌舵之人必须了解国家基本情况，这是最基本的道理，韩非子可谓道出了治国选才的基本准则，但西方并不是这样，而是“选”出来的，不管有没有经验，不管了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要能说会道，会忽悠，“选”出来的就行。

因为是演讲出的领导人，因此就容易陷入“空谈”，缺少“实干”精神，比如西方领导人的各种竞选承诺，最终都很难兑现。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空谈现象就比较严重，结果是这一时期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在此基础上，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虽会选出杰出之人，但却也会选出更多的平庸之辈，比如梁启超就称“美国大统领多庸才”；其二，西方国家上升阶段，领导人平不平庸问题不算多大，但在衰落时就麻烦了，如果遇到空谈的庸才就更麻烦。

关于领导人的能力问题：以中国明朝看，明朝中前期的内阁首辅能力差一些，其实问题还不算多大，但到崇祯时期，虽有崇祯刚愎自用，难道没有周延儒等内阁大臣的能力问题？相反，如果张居正在世，或许明朝未必延续，但也未必溃败的那么彻底。

因此，西方这么选，上升期领导人能力的重要性还不彰显，等到衰落时就越发凸显。但问题是：历史上的很多王朝，越到衰亡之际，真正人才越难出头，如今西方靠“选”，能选出真正的力挽狂澜的领导人吗？

记得以前有一句讽刺的话，叫“外行领导内行”，反过来的意思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正确的。但不问经历的“选”，选出的未必是内行，然后外行领导国家，比如戏剧演员真能领导国家？即便曾经的演员里根，看似成功，但今天美国的困境，难道没有里根大力私有化的功劳？

前些天，刷到知乎上一个提问，叫“中国人为什么大都不善演讲”，最后提到“本质上，这是由中国人极度务实的性格决定的”。对此，学者范勇鹏的回复挺有见地，认为中国人不是不善于演讲，而是不鼓励空谈，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认知。而韩非子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其实就是重视“实干”的体现。

最后，中国人有这样的治国认知，应该与中国农耕相关，因为农耕必要实干，且是拥有丰富经验之人带领实干，否则就会出问题；相反，欧洲是海盗文明，或商业文明，这种文明必然少不了坑蒙拐骗，这或许是西方善于“空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