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开头那会儿，王亚樵巧妙躲过了戴笠设下的重重陷阱，悄悄从上海溜达到了香港。那会儿，福建那边反蒋的事情刚吃了个大败仗，李济深躲在香港，他跟王亚樵说：“咱们现在是啥也没有了，没权没兵还没钱······要想办法直接搞定大头头。往后啊，反蒋这事儿，全靠王兄弟你到最后关头出手了！”

王亚樵立马就说：“任公，我跟那个‘草头蒋’啊，那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这话一说，王亚樵手下最牛的那个徒弟华克之，立马搭乘怡和轮船赶到香港，在陆海通旅馆跟师父碰了头。为了实现暗杀蒋介石的誓言，王亚樵当天晚上就把郑抱真也叫了过来，三个人关在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认真琢磨接下来怎么动手。

王亚樵讲道，“草头蒋”那家伙狡猾狠毒，心眼特别多，防备得严严实实。想要除掉他，光靠武功高强可不够，得动动脑筋，得靠智慧，用文人的办法来解决。猎人能制服老虎，可不是靠蛮力，而是靠聪明脑袋瓜。

华克啊，我跟你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咋悄没声儿地靠近他。只要能靠近，那动手的机会不就来了嘛。老虎都有打盹儿的时候，老蒋那家伙，更别提了，他可比老鼠好对付多了。

郑抱真赞同华克之的看法，说到怎么接近老蒋，他脑子里蹦出个主意，像卫士、厨师、私人大夫、秘书、家里的佣人这些，天天围着老蒋忙前忙后，咱们能不能砸点钱，试着拉拢一两个靠得住的人？

王亚樵觉得，这主意挺好，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这些人都是“草头蒋”的铁杆心腹，想拉拢他们难上加难；其次，他们手头紧，加上西南派现在势头不再，想筹大钱真是难上加难。

那到底要怎么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呢？

王亚樵可不是那种不顾一切、只知道蛮干的家伙，他其实是个挺有头脑的大佬。就在所有人都不吭声的时候，王亚樵冷不丁地瞅见了桌上放着的一张报纸。

咱们要不要搞一份报纸呢？王亚樵一把拿起桌上的报纸，满脸激动地提议。

华克之和郑抱真两人对视了一眼，心里都犯嘀咕，王亚樵到底是想干啥，一时没琢磨透。

这时候，王亚樵开口了，他说得对，咱们得办份报纸！我的想法是，报社一建起来，那记者不就有了嘛；记者这人群啊，厉害得很，跟没戴王冠的国王似的，自由自在，他们可以借着采访的名义，动脑筋、找空子去接近那个“草头蒋”！

华克之很有文化，脑子转得快，别人这么一说，他马上就明白了王亚樵的意思，并开始详细规划起来。

华克之讲，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事儿，我打算这么做，既要能跟老蒋套上近乎，又不能花太多钱，搞出太大动静。办报纸太费钱了，我琢磨着注册个通讯社，再出个杂志，这样人手少，开销也小，写的稿子还能卖出去赚点稿费，补贴一下。

王亚樵一听这话，忽然恍然大悟道，对了，我想起来了。记得几年前，咱们在上海弄了个公平通讯社吧？翻出那个通讯社的相关文件，瞅瞅它现在还算不算数，能不能给挪到南京来。

郑抱真觉得这主意真是太棒了，可问题就是，一分钱也能让大英雄犯难，他特别操心钱从哪儿来。

王亚樵讲，咱们并非孤立无援，还有朋友能帮上忙。这事儿我可以去跟西南那边的大佬们聊聊。任公、真如他们，虽说现在手头紧，但反对老蒋的心还是热的。只要“草头天子”蒋某人还在，他们就总觉得憋屈。这种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说不定他们还愿意掏点腰包支持一下。

根据安排，不管经费能不能到位，华克之都得回去，真正挑起刺杀蒋介石的大梁。

要走之前，王亚樵真是没让大家失望，他不仅弄来了5000港币，还从西南派的大佬们那儿拿到了保证。他们说，等“刺蒋”通讯社在南京开张后，每个月会给3000元，当作特别补贴。

华克之回到上海，肩上扛着任务，立马就把张思明、贺少茹，还有那个新来的孙凤海，喊到了一栋破楼里碰头。

这次在危楼里商量大事，最关键的一个话题，就是挑谁去执行刺杀任务。

华克之和他的几个兄弟都抱有英勇就义的决心，但就在关键时刻，新加入团队的孙凤海说了一番话，让大家情绪高涨，心里头那叫一个佩服。

孙凤海讲道，你们这帮读书人，战场上那套可不熟悉，有的人恐怕连开枪都没试过。我呢，在军阀队伍里摸爬滚打好多年了，内战里头打过不少仗。私下里，我跟老婆崔正瑶聊过好多回，我这条命啊，说来也是侥幸捡回来的。要是继续当兵，早晚得在内战中丢掉性命，那就跟条无人问津的狗没啥两样；但要是能和那些独裁坏蛋拼上一命，那才叫死得有意义。作为你们的兄弟，我的脾气秉性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些办不到或者你们不乐意干的活儿，我从来不勉强自己去说。

这番话讲完，众人都不再争执了。

那时候，在那栋摇摇欲坠的大楼里，风呼呼地吹，冷得跟冬天的河水似的。

危楼集结商量大事后，华克之觉得“公平通讯社”这名字太显眼，可能会暴露重要信息。琢磨了好久，他决定换个低调点的名字，就叫“晨光通讯社”，而且他自己来当这个通讯社的头儿。

为了保密起见，后来那四个刺杀小组的兄弟都换了名字，并且重新分了工。华克之变成了“胡云卿”，他躲在暗处，专门搞刺杀计划和找钱；张思明呢，他新名字是“张玉华”，既管总务又当编辑主任，负责通讯社每天的杂七杂八事情；贺少茹改名“贺坡光”，做了采访主任，专门对外打交道；孙凤海则成了“孙凤鸣”，他当记者，到处采访，跟各色人等交朋友，混个面子熟，好为以后的刺杀任务铺路。

所有东西都弄妥当了，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去搞定通讯社的正规许可。

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对私人通讯社的管控特别严格，想要注册成立真是难上加难。说来也巧，王亚樵的老朋友，南京钟英中学的校长李怀诚，他心里清楚晨光通讯社里可能混着些“刺客”一样的人物，但还是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帮胡云卿把晨光通讯社的所有开办事项都给办妥了。

1934年10月10日那天，晨光通讯社首次发出了电讯消息，但之后就没啥动静了。西南那边的大佬们一看刺杀蒋介石没啥进展，干脆就把经费给停了。

其实吧，在那段安静的日子里，晨光通讯社也没闲着。1934年12月10号，孙凤鸣想法子混进了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的场地。不过呢，因为他没啥现场搞事的经验，最后很遗憾，没能抓住那个刺杀蒋介石的机会。

1935年8月份，华克之、张玉华、孙凤鸣还有郭惠忠四个人悄悄地跑到香港，跟王亚樵说了说之前干的活儿。他们还想让王亚樵当面跟孙凤鸣聊聊，看看他行不行，能不能当刺客。要是王亚樵觉得孙凤鸣不行，华克之也说了个别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叫郭惠忠的巡长来，这个人在江西德安，他可以接过孙凤鸣的枪，继续干下去。

碰到王亚樵，孙凤鸣老老实实、简简单单地把自己怎么错过机会的事情讲了一遍，那模样哪像个英雄，简直就像个做错事的小屁孩儿。

王亚樵没直接拒绝孙凤鸣，反倒是故意用了个激将的小手段。

王亚樵一脸恼火，冲孙凤鸣直嚷嚷：“甭管你现在说啥，都白搭！我给你俩选择，要么你就啥也别干了，就在这儿待着，倒倒痰盂，刷刷马桶，客人来了听我差遣；要么你就接受更狠的心理训练，再搏一把。就这俩选项，没第三条路可走！”

孙凤鸣眼眶子熬得血红，憋了好一阵子，猛地一下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九爷，这次暗杀老蒋没成，啥责任都是我的。不把那个‘草头天子’给除了，国家别想安宁，老百姓也没脸面。您就再信我一回，豁出命去，也得把罪魁祸首给宰了；要是干不成，我这条命也不要了！”

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全都觉得精神一振。

在香港的那段时光，王亚樵教给了孙凤鸣不少壮胆子的窍门。要走的时候，王亚樵把自己防身用的那把手枪“掌中宝”，一把六轮的家伙，送给了孙凤鸣，还鼓励他说：“男子汉活着得有功名，死了也得有个好名声！就算活着没法当大英雄，死了也得是个豪杰！凤鸣兄弟，你得好好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到了关键时候得顶得住，瞅准机会一枪干掉敌人，来个一鸣惊人！”

1935年11月1号，国民党在南京要搞个大事，就是中央四届六中全会。这次开会跟以前可不一样，会前西南那边的人开始闹腾，老蒋为了大家能团结，不得不妥协让步。这样一来，会议氛围就变得特别紧张，大家都绷着根弦。开会前，老蒋专门把戴笠、陈立夫和叶楚伧喊到一块儿，叮嘱他们一定要严查严管，保证会议能顺利进行。

叶楚伧掌管着宣传的事儿，为了让审查更严，这次大会只发了62张特别的记者证。晨光通讯社规模不大，没达到领证的资格。

小组成员为了拿到那张超级重要的记者证，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在会议开始前20分钟，他们成功从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那里弄到了一张。

11月1号一大早，记者证还没着落呢，但那边刺杀行动的筹备工作已经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张玉华让晨光社的谷梓峰去卢庆麒家，把之前放那儿的皮箱给拿回来。谷梓峰拿回皮箱后，张玉华从里头翻出了“掌中宝”手枪和六颗子弹。孙凤鸣打扮得跟要过节一样，披了件新大衣，接过手枪后，他就给手枪上了子弹，跑到一个乱坟岗试开了一枪，接着就奔丁家桥16号门口等着去了。另一边，华克之和张玉华他们按原计划行事，把所有书信文件都给烧了，还打电话告诉家具店，让他们把租来的家具收回去。最后，华克之专门在桌上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留交来人们”。信里头说明：“本社的事儿跟郭智谋、吴璜、周希龄三位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特此澄清。胡云卿。”

孙凤鸣从香港归来后，华克之遵照王亚樵的命令，安排他养了只纯种的京巴狗。每天，孙凤鸣跟这只狗形影不离，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关系好得没法说。到了考验的那天，华克之递给孙凤鸣一根绳子，让他自己动手把狗给解决了。孙凤鸣心里明白，这是组织在测试他的果断和决心。于是，他先抱着京巴狗好好亲昵了一番，然后一狠心，转过身去，硬是把狗给勒死了。

在计划刺杀任务的前几日，上头已经悄悄地把孙凤鸣的老婆崔正瑶，还有他14岁的儿子孙广宇，从南京安排走了，送到香港去。

离别之际，孙凤鸣跟妻子坦言：“咋能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天天被杀呢？为啥不能让我单枪匹马跟他干一场？我一枪结果了他，国家的前途不就好走多了吗？正瑶，我心里真过意不去，但咱俩的小家情感是小事，杀那国贼可是大事。你能否体谅我的苦心？”

崔正瑶搂紧了自己的爱人，深深地亲了一口，打气说：“凤鸣，你做的决定，我拦不住，也不想拦。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就为了理想和正义，大胆地往前冲吧······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你！”

跟老婆做了最后的道别，孙凤鸣让老婆给王亚樵带了个简短的口信。口信里头说：“这回我接了任务，闯进了中央党部，不管最后咋样，我都没想着能活着回来。我早有计划，免得自己受那些严刑拷打的罪，也免得大家被我给扯进去。”

华克之给孙凤鸣准备了个送行宴，整了一桌好酒好菜。

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孙凤鸣成长了不少。他心潮澎湃，一饮而尽杯中酒，当场立下誓言：“希望亚樵先生和所有同志，别难过也别伤心。我这次去杀国贼，是下定了决心的。要是杀不了蒋介石，那就去杀汪精卫；要是他俩都杀不成，那我就制造一场大乱子，把卖国贼的丑事公之于众。我豁出去了，绝不会给敌人留下半句实话。”

华克之前送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现在是彻底闲置了，没法再用了。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孙凤鸣满脸都是坚决无畏的神情，最终把那支派克金笔又送给了华克之。

华克之一个劲儿地攥着，攥着，攥着······

刺杀任务一开始，孙凤鸣就轻轻松松地溜进了会场。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心里明白，等仪式一开始，那些大官们肯定会一块儿拍照。所以，孙凤鸣就躲进了旁边的小树林，等着那些大鱼自投罗网。

9点20分，拍照时间到了，大家伙儿都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瞧，第一排正中间那儿空了两个座儿，明摆着是给老蒋和汪精卫留的。

历史这东西，时常不光狠辣，还藏着让人摇头感叹、吃惊不已的巧合和深层意思。

孙凤鸣等了好久，发现老蒋的座位一直空荡荡的，他心里明白，老蒋八成是不会来了。偏偏这时候，他之前吞下的鸦片开始起作用，这可把他急坏了，到底该咋整呢？

关键时刻，孙凤鸣做了个让步的决定，他要解决掉那个代替蒋介石出来，跟大伙拍照的汪精卫。

彭革陈那会儿在会议场地忙着安排记者问话和拍照。之后，他在《亲眼见证汪精卫被刺》这本书里记录道：

拍照时大家站了五排，汪精卫和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这些人都在最前头那一排。观众们围着第一排，快站成一个半圆了，中间还摆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大概9点35分，拍照结束，委员们就转身准备上楼开会。就在这时，有个人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从大衣兜里掏出手枪，朝着汪精卫就连开了几枪。

汪精卫中了三枪，背部挨了一枪，后脑勺也挨了一下，另外一枪则直接打在了他脸上。

汪精卫的保镖立马进行了回击，孙凤鸣挨了两枪，胸部中弹，直接摔在地上，鲜血直流。因为他之前吃了九颗鸦片，这时候药效上来了，倒在地上的孙凤鸣脑袋混混沌沌，开始出现幻觉。

不一会儿，警察、守卫和那些工作人员就跟饿虎扑食似的冲了上来。他们从孙凤鸣兜里翻出了一粒大烟泡，还有一张特别记者证、三块口香糖、六角毫洋。另外，还在他旁边发现了一支编号为8697的手枪，以及五个弹壳。

孙凤鸣到了中央医院后，政府那边不仅没急着救人，还一个接一个地审问他。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宪兵头头谷正伦、警察厅的老大陈焯、还有临时管着内政部的陶履谦、行政院的政务处长彭学沛，加上审讯官俞钟骆，这些人全都挤在孙凤鸣的病床旁边，大声地质问他。

俞钟骆按照手里那份审讯记录，写下了这些事儿——

问：为啥要对汪院长下手呢？

孙你瞅瞅那地图，东北、华北那一大片地方，咱们还占着多少呢？那半个中国，还算咱的吗？

问：为啥到现在才动手扎呢？

孙六中全会结束后，咱们就得签字了。再不打，国家就要灭亡，咱可就真的成为亡国奴喽！

问：要暗杀的是哪几位大人物？

孙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干掉汪某人。

问：你做事是站在哪一边的？

孙我完全是站在普通大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他突然间就失去了意识，身体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双眼紧闭，呼吸也变得微弱而缓慢。就像是被什么重物击中了要害，他整个人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对外界的一切都没有了反应。无论周围的声音多么嘈杂，无论人们怎么呼唤他的名字，他都像是被封闭在了一个无声的世界里，无法醒来。这种状态，就像是被黑暗完全吞噬，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无边的寂静陪伴着他。

接着又追问：“你是不是被哪个团体或者某个人叫来这么做的？”

孙回答说：“我这个人大老粗一个，党派啊主义啊那些我都不懂。让我动手去干那刺杀汪的事儿，就凭我这颗良心！”

第二天早上，孙凤鸣在非常悲惨的情况下丢了命。南京第二警察局的人请来了地方法院的头号检察官孙绍康，一起到医院去查看尸体。结果他们发现，孙凤鸣的身上竟然有一百多个小针眼。这就是说，在他快要不行的时候，为了让他招供，审讯的人每隔一小时就给他打了十针强心针。

这简直太惨了，让人无法直视！

汪精卫被暗杀后，蒋介石被陈璧君大声责问。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并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蒋介石给戴笠下了死命令，让他在三天时间里，必须把凶手给抓回来。

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行动拉开了序幕，场面异常激烈且毫不留情。

11月7号那天，华克之跑到香港去了。王亚樵知道后，专门把他接到了自己新搬的城和道69号家里头，好让他躲过戴笠的搜捕。

挺让人难过的，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在给那些刺杀小组的家人们送钱时，没想到被发现了，结果就在新亚酒店被抓了。

沈醉在书里说起戴笠的事情时提到，“他为了从那个女人嘴里得到情报，啥狠招都用了。不光让人拿藤条使劲抽她，还用小针往她身上扎，真是啥手段都上了。”

挺让人感慨的是，崔正瑶真是个刚烈的女子，从头到尾，她都没对不起自己的老公。

最终，为了结束无尽的折磨和羞辱，当再次被审问时，她大声喊道：“凤鸣，我这就来找你！”

一头撞向墙壁，没了气息。

这次暗杀蒋介石没成功，后面发生的事情就特别悲惨了。

好多英雄好汉被抓了甚至被杀，最后他们的头儿王亚樵也在梧州被戴笠给干掉了，死得可惨了，脸都被扒了下来。

华克之的经历简直就像个传奇，他是唯一一个称得上幸运的人。

王亚樵离世之后，他直接去了延安。接着，组织给了他任务，让他悄悄回到华南。他的新身份是延安与华南那些有势力的大佬，比如李济深、陈铭枢他们之间的联络员。

之后，华克之用了张建良这个假名，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的领导下，频繁往来于上海和香港两地，秘密进行情报活动，立下了大功。

1955年，华克之因为跟潘汉年那案子扯上关系，被判成了叛徒，一下子就进了大牢。他在里面被反复审问了好多回，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有一次，他真的火了，气得不行，拿起筷子一戳，结果把自己的右眼珠给弄了出来。

之后，华克之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里面经历了长达11年的反复审问。这期间，他不得不写出了大约50万字的各种材料。

1982年，华克之得到了平反，之后他就开始到处活动。最终，孙凤鸣被当地政府认定为抗日爱国英雄。

1988年夏天7号那天，已经86岁高龄的华克之特意赶到江苏铜山，为的是参加孙凤鸣纪念碑的揭幕活动。他还亲自讲述了孙凤鸣大胆刺杀汪精卫的英雄事迹，讲得特别带劲。

最终，华克之完成了那件他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事情。

他把孙凤鸣在南京告别时送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直接送给了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以示纪念。

送金笔那会儿，华克之眼里满是深情，他缓缓说道：“这五十多年里，我有二十二年都在牢里度过，家也散了好几次，啥都没了。但这支金笔我一直留着，它情深意重，还记录着不少历史。每次瞧见它，我就好像又看到了王亚樵、郑抱真、孙凤鸣那些爱国的英雄们，心里头暖和和的。我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可侠客的那股子精神，永远都在。今天，我正式把这金笔交给你，你得把它当个宝贝，好好对待，好好收着，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