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一位战友向我借了十万元，至今未还。当我鼓起勇气向他催讨时，他的态度让我感到极度失望和心寒。这件事让我彻底下定决心，退出了战友群，也不再参加他每年组织的战友聚会。从此，我选择安静地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再卷入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

1980年，我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了军队，被分配到河南信阳服役。经过三年的军营生活，我完成了兵役任务，回到了家乡。那一年，我们公社共有六十多名青年参军，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彼此在本地的好战友。

这位退伍的军官来自我们附近的村子，当年我们在同一个连队服役。如今他事业有成，而我则回到家乡务农，生活轨迹截然不同。尽管他偶尔回乡探亲，我们碰面时也只是简单寒暄几句，早已不复当年在军营里的那份亲近与热络。身份地位的差异让我们之间失去了共同话题，昔日的战友情谊也随之淡化。

退役后，我主要和附近的几个老战友保持联系，他们都是本村或邻村的。我们聚在一起时，大多是为了互相帮忙，比如一起盖房子、修牲畜圈或者干农活。空闲时，我们会聊聊赚钱的门路，或者打听一下其他战友的现状。

那段在军营的时光，如今已经很少提起。大家都觉得，过去的景象早已改变，那短短的三年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片涟漪。况且，在部队里我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成就，那段日子就像是去干了三年的苦力，现在回想起来，也没什么值得特别怀念和回忆的了。

随着昔日的伙伴纷纷成家立业，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抚养年幼的孩子，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几乎无法喘息。农忙时节，他们累得筋疲力尽，农闲时还得四处奔波，做些零工来贴补家用。这样一来，彼此之间的联系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有个叫孙国伟的战友突发奇想，提议我们镇上所有战友聚一聚。虽然是他请客，但最后只来了二十多个人，连一半都不到。

昔日的伙伴们如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热血，只顾着自家那点地，还有钱包的鼓瘪。生活的重担让他们直不起腰，还得操心孩子上学，以后在城里买房结婚。每个人都变得实际又抠门，精打细算，谁还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用的消遣上。

孙国伟是我在部队时的同连战友。他老家就在镇上，父亲在镇政府任职。退伍后，他先是在镇政府当电工，后来不知怎么运作的，没过几年就调到民政部门工作。再往后，他一路升迁，最终当上了民政部门的负责人。

就在他升任主要领导的那一年，每逢八一建军节，他都会召集昔日战友到镇上最豪华的酒店聚餐。国伟这么做，无非是想在老战友面前展示自己的地位，炫耀他事业顺遂、前途光明，以及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像我们这样阅历浅薄的人，自然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满脸仰慕地接受他的慷慨赠予和神采奕奕的高谈阔论。

这种让他感到轻松愉快的战友聚会，持续了四年就戛然而止。原因是他担任民政主任期间，做了不该做的事，拿了不该拿的钱，结果被同事举报，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六年监禁。这件事也连累到了我们。

当时，农村低保政策刚刚出台，最初的补助标准每月只有十几二十元。国伟主动提出要为我们这些战友的父母申请低保。由于大多数人不符合条件，他让我们每人出一千元，用于疏通关系以促成此事。起初我们并不愿意出这笔钱，但国伟很有远见地指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低保金额会逐步提高，我们将来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他还没来得及享受预期的收益，事情就败露了。我们被迫接受上级审查，不仅退回了老人刚领了一年的低保金，还险些因涉嫌行贿被提起公诉。

国伟入狱后的首个春节，我们几个战友带着礼物去他家，本想安抚他妻子和孩子。不料刚到他家门口，他妻子就对我们破口大骂，指责是我们连累了她丈夫，还说我们是来幸灾乐祸的。她一边骂一边把我们的礼物狠狠扔出门外，我们几个只能狼狈地逃走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附近村庄的李贵祥重新组织起每年一次的战友聚会。他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大型农资店，主要销售化肥、农药和种子等农业用品。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全镇乃至周边乡镇的退伍军人都召集起来。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战友之间的感情，实际上是为了推广他的农资产品。

大伙儿心里都清楚他的想法，但种地离不开农资，不管从哪儿买都得花钱。有战友这层关系在，至少能保证农资质量，价格方面肯定也公道，这点不用怀疑。

我在家里管理着两个温室大棚，确实从他那里采购了大量化肥和农药。乍一看，他提供的化肥价格似乎有点优势，但后来我发现，他卖的那些不知名品牌的生物肥料、液体肥料、微生物制剂以及杀菌剂，实际价格其实比其他渠道贵很多。经过仔细对比，我意识到这些产品的性价比并不理想。

我岳父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我妻子从小受他影响，也学了不少医术。她观察到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放弃种地，在县城开了家养生馆。

她在治疗宫寒和不孕不育等妇科疾病方面享有盛誉，恰逢国家放宽生育政策，诊所患者络绎不绝，收入自然水涨船高。我深感后悔没有早些加入，因为在县城工作一年的收入几乎相当于家乡五年的总和。

自从我搬到县城工作后，李贵祥每年元旦前后都会组织战友聚会，每次都特意叫上我。这份情谊让我挺感动的，毕竟我已经不在农村生活，不再需要他提供的农资支持，他还能这么惦记我，真的很难得。虽然每次聚会我都要从县城赶一百多里路，来回折腾挺累的，但我很珍惜这份战友情，所以每次都提前赶到，绝不迟到。

对于经常由贵祥组织并承担费用的战友聚会，我内心有些不安。有时我会主动要求支付账单，但每次都被他婉拒。他解释说，每年请战友们一次，是为了感谢他们使用他的农业物资，以及对他生意上的支持。

王大哥，你能来给我捧场，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怎么还能让你花钱？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特别温暖，觉得贵祥真是个讲义气的好兄弟。可谁也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吃尽了苦头。

2016年战友聚会刚散场，李贵祥拉着我，一脸为难地说：“王哥，今天有个事得麻烦你。我开的农资超市最近赊账太多，资金周转有点吃紧。想跟你借二十万救个急，最多用半年，利息你说了算，你看行不？”

我和贵祥关系很好，已经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了。那时我手头宽裕，完全有能力帮他。听完他的请求，我其实已经打算答应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跟他说：兄弟，等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我老婆平时挺大方的，但听说我战友要借这么多钱，心里还是有点不乐意。不过经不住我反复劝说，她最后妥协了，同意借给贵祥十万块。

从那以后，每年的战友聚会，贵祥从未提起还钱的事。几年后，我委婉地向他提了一次，他却找各种借口推脱，还跟我聊起其他战友的事。他说某某战友多年来用了他几万块的农资，他从来没开口要过；某某战友遇到困难，他二话不说就帮了几万块，也从没追讨过。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显得自己大方，反衬我斤斤计较。结果弄得我反而像是欠了他钱一样，尴尬得不行。

去年十月，我大儿子在市里经营的小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急需用钱。我意识到电话沟通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鼓起勇气直接去找贵祥，当面讨要这笔欠款。

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贵祥，早已练就了一身圆滑的本领。还没等我开口说明来意，他就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开始诉苦。他先是抱怨生意难做，接着又提到那些和他一起做农资生意的伙伴们欠钱不还。最后，他话锋一转，提到自己有一笔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恳求我再借他二十万应急，承诺等贷款下来后，连同之前欠我的十万一起还清。

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这是想先下手为强，让我无话可说。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暴露无遗，反而让我下定决心，拿不到钱就赖在他家不走了。

看我坚持不肯让步，他没办法了，只好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掏出五万块钱，说是自己所有的积蓄。接着，他摊开双手，提议剩下的五万可以用化肥来抵债，还夸我朋友多、关系广，分一分就能搞定。他还特意强调，给我的价格是最低的，转手还能赚一笔，就当是给我的利息了。

我识破了他的真实意图，担心如果不配合，那五万块钱可能就没了，所以只好顺从了他的要求。

多年未接触农业，我对当前农资价格一无所知。这次我把一批抵债的化肥运回农村老家，让务农的妹夫试用。他看了后直摇头，说这些都是积压多年的杂牌货，现在就算按我战友给的半价卖，估计也没人要。

贵祥仅用了价值两万元的物资就抵消了我五万元的债务。这种不公平的交易让我感到极度不适，心中充满了寒意。所谓的战友，竟然早已设下陷阱，只等我自投罗网。

我接触的战友可能只是个别例子，或者我的看法不够全面。从不少文章里，我经常读到战友之间那种深厚感人的情谊，以及他们彼此扶持、互相帮助的故事，这些确实让人感动。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积极正面的，值得大家学习和弘扬。

步入六十岁后，我对战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无论是战友情、同窗谊，还是血缘亲情，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令人遗憾的是，当面对利益诱惑时，这些情感往往不堪一击，变得无比脆弱。

"战友"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一起打仗的伙伴。说白了，就是那些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的兄弟们。这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情谊，不管过了多久，都不会被时间冲淡，更不会被金钱和利益这些俗物所影响。这种感情特别纯粹、特别深厚，真的让人特别佩服。

在和平年代，短暂的服役经历中，战友间的情谊往往不够深厚。期望进入社会后，完全不受商业化的影响，这种想法既不切实际也过于理想化。

因此，我不再抱怨或感到不满，只是决定不再参加战友的聚会，也不愿意再结识新朋友。这让我在剩下的日子里，注定要在孤独和寂寞中挣扎。

我想对各位战友说，咱们以后不用再保持联系了。现在的我，已经承受不了太多的感伤和担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独处和沉默才是生活的常态。

人生如同一场孤独的旅程，每个人都是独自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也将独自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变得越来越难，世间的纷争与对错早已显得无关紧要。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独自走完这段旅程，体验那份无法避免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