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叶剑英传来消息后，毛泽东意识到这是关键的决定时刻。尽管如此，他仍不愿放弃，决定再做一次努力，试图说服张国焘北上。毛泽东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徐向前身上，期待他能发挥作用。
关键时刻，徐向前和陈昌浩接到了张国焘的来电，电报是以朱德和他本人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明确指示部队向南转移。这一下，双方的分歧彻底公开化了，局势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
【毛主席：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1935年7月22日，中革军委做出调整，任命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被委任为总指挥，陈昌浩则担任政委职务。这一决定旨在强化指挥体系，提升作战效率。
张国焘提议让叶剑英出任参谋长一职，叶剑英接受了这一任命。但在任职期间，他始终保持清醒，没有受到张国焘的影响。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做出了正确决策，不仅保护了党的利益，也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叶剑英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作为新上任的总政治部主任正在发言。他讲得正起劲时，译电员进来递给我一份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措辞非常强硬。我意识到事情重大，必须立即向毛主席汇报。虽然内心焦急，但我保持镇定，把电报收好。过了一会儿，我悄悄离开会场，迅速赶往毛主席那里。”
接到叶剑英递来的秘密电报后，毛主席神色凝重，迅速从衣袋中取出一支短铅笔和一张卷烟纸，将电报要点逐一记下。
毛主席记录完毕，抬头对叶剑英说："你马上回去，别让人知道你来了这里。"
叶剑英迅速离开毛主席，返回了会议现场。会议仍在进行，陈昌浩正在发言。叶剑英平静地将电报交给陈昌浩，没有露出任何异样。
叶剑英刚走，毛泽东马上召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开了个紧急会。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赶紧带着林彪的第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撤离危险地带，向陕甘地区转移。
经过与张闻天、博古的深入交流，叶剑英最终选择暂不离开，继续留在原地。他希望通过延长时间，为中央机关顺利北上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决定体现了叶剑英对局势的准确把握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在与两位领导人充分沟通后，他意识到当前情况下，争取时间对中央的战略转移至关重要。因此，叶剑英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为后续行动做好充分准备。
叶剑英回忆那段经历时提到：“毛主席让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离开前，张闻天和博古找到我，说‘老叶，你得赶紧走，这儿不安全。’我知道情况不妙，但军委直属队还在，我要是走了，他们就没法脱身。我得等直属队安全撤离后才能走。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走，你们先撤。我要是走了，大家可能都走不了。我之后会跟上。’”
红军即将撤离之际，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住处，在门外问他：“向前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在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徐向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既然我们的部队已经成功会师，那么就不应该再分开行动。如果四方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可能会导致指挥上的困难。”
毛主席从徐向前的言辞中已经明白了情况。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徐向前对中央是忠诚的，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中央利益的行为。
听完徐向前的发言，毛主席没有进一步发表意见，只是微微颔首，在原地停留片刻后便转身离去。
当晚，毛泽东立即带领红三军团，趁着夜色迅速撤离，直奔林彪的红一军团驻扎的俄界方向。
9月10日，徐向前接到消息，得知中央红军已在夜间撤离。
中央红军撤离后，叶剑英也打算借张国焘命令部队南下的机会离开。他假装服从张国焘的南下指令，迅速通知了直属部队，要求他们立刻寻找地方筹集粮食，并限十天内完成准备工作。
实际上，这只是个假动作。没过多久，叶剑英就与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人带领军委直属队撤离了红四方面军。他们携带着当时全军仅有的一份甘肃全图，迅速追赶中央部队，共同向俄界方向前进。
徐向前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那天清晨他刚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突然失踪，指挥部的作战地图也不知去向。他和陈昌浩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紧接着，前线部队传来消息，称中央红军已在夜间撤离，并沿途设置了警戒哨位。
突然，有人冲进前线指挥所，急切地询问：“上级是不是已经下达了撤退指令？”陈昌浩立即回应：“我们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赶快通知他们撤回原地！”
前线指挥所内一片混乱，有人直接打电话过来询问：“中央红军已经撤离，我们还需要保持警戒吗？要不要采取行动？”
陈昌浩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向徐向前寻求意见：“这事儿该咋整？”
徐向前目睹了红军内部冲突，深感痛心。他坚定地表示：“红军之间不应自相残杀！必须服从命令，坚决避免内斗！”他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并呼吁大家遵守纪律，共同维护革命事业。
在徐向前的果断指挥下，部队情绪得以稳定，红军内部的团结得到了维护，党中央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最终，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巩固了红军的战斗力，也为后续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基础。徐向前的决策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红军的整体安全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当时的处理方式时表示：“陈昌浩做得很好，他立刻支持了我的建议，迅速做出回应，阻止了局势的升级。作为政治委员，他拥有最终决策权，如果他一时冲动，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我很难阻止他。陈昌浩在维护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值得肯定。那天早上，指挥部里一片混乱，人来人往，嘈杂不堪。我情绪低落，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一句话都不想说。”
中央和叶剑英等人离开的消息传来，张国焘火冒三丈，立刻下令对叶剑英进行撤职调查。面对这个决定，叶剑英表现得十分淡定，听到消息后只是微微一笑，毫不在意。
叶剑英和中央撤离后，徐向前一度考虑带领警卫员随行。但转念一想，即便见到毛主席，他又能说些什么？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徐向前最终选择留下。
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徐向前坦率地剖析了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他回忆道：“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选择跟随部队行动，边走边看。于是，我听从了张国焘南下的指示，这一决定成了我一生中深感遗憾的失误。”
在那段特殊时期，徐向前与朱德、刘伯承等将领并肩作战，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他们公开抵制张国焘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诽谤、谩骂和所谓的"通缉"行为，并与之展开激烈斗争。这些将领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党的团结，捍卫了中央权威，展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
徐向前时常因未能随中央北进而彻夜难眠。他始终铭记着第一次见到中央时的那份激动心情。
当时，徐向前名义上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但真正掌握决策权的是政委陈昌浩。陈昌浩对中央派来的张国焘言听计从。尽管徐向前对张国焘的指挥方式有所不满，但他始终恪守"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坚定地执行上级指示。
徐向前对中央抱有很大期望，他迫切希望能从中央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他心中充满疑惑，尤其不明白为何在肃反运动中，许多优秀的同志会被秘密处决，甚至连他的妻子也未能幸免。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他，他渴望中央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制定了战略计划，旨在支援中央红军向北方推进，同时在四川和西康交界处开辟并巩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得知这一消息，徐向前异常兴奋，立即率领先锋部队前往川北和茂县地区进行拓展，目的是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通道。他亲自指挥，确保沿途无阻，为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奠定基础。这一行动不仅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也为后续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支持。徐向前的果断和远见，为红军的胜利进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向前带领大家食用粗糙的糌粑，却将珍贵的物资保存下来，以备中央红军到达时使用。他对战友们强调：“愿意为革命事业吃苦的人，才能坚持到底；不愿吃糌粑的人，就不配谈革命。”这番话激励了大家，展现了徐向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
徐向前带领战士们学习纺线织衣，通过节约物资为两军会师做准备。面对有人质疑这些技能不适合男性，他坚定地回应：“当兵的，除了不能生孩子，其他事情都应该学会！”
徐向前指挥的这支前锋队伍，经过历练，已经成长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精锐之师。
正当众人忙于各自事务之际，徐向前获悉中央红军即将抵达川北区域。他迅速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协商，决定派遣李先念率领部队迅速控制懋功和达维两地，以确保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这一部署旨在为中央红军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接应。
在出发前，徐向前回忆起过去的经历，特别叮嘱李先念从队伍中多抽调一些厨师，并确保携带足够的烹饪设备。他提到：“上次西征时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炊具丢失，厨师也走散了，导致部队没饭吃。这次我们要优先协助友军解决伙食问题。”
在中央红军接近懋功之际，徐向前再次提笔写信，并指派警卫员负责传递。他特别强调：“务必亲手将这封信交给毛主席！”这一举动显示出他对任务的高度重视。
同年六月，红军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地区成功实现了会师。
没过多久，徐向前抵达了维古河渡口，看到了对岸的彭德怀。但由于水流过于湍急，两人无法直接渡河相见。
徐向前正为如何过河发愁，突然对岸扔来一块小石子，上面绑着张字条，内容是：“我带着三军团的一部分人在这儿等你们。”
徐向前随即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纸，写下“我是徐向前，期待与你见面”的字句，然后将纸条抛向河的另一边。
正当他俩通过这种方式交流时，通讯员游过河去，成功铺设了一条横跨两岸的电话线路。
他们通完电话后，彼此表达了慰问，同时约定次日清晨在维古河上游的赤念渡口碰头。
经过一夜的等待，徐向前和彭德怀在约定地点碰面了。紧接着，徐向前钻进竹筐，拽着绳子，渡到了河的另一边。
彭德怀快步上前，握住徐向前的手，问道：“徐总指挥，你以前坐过这东西吗？”徐向前笑着回答：“第一次尝试，感觉还挺有趣！”彭德怀皱了皱眉，语气带着一丝忧虑：“真让人不放心！”
徐向前和彭德怀一起迈步前行，彼此间流露出深厚的情谊。此刻，徐向前内心充满了喜悦。
在谈话过程中，徐向前从彭德怀那里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的最新动态。面对心中积攒的诸多疑惑，徐向前坦诚地表示："我迫切希望能当面与毛泽东同志交流。"
七月份，徐向前在芦花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会面。
当两人会面时，毛主席握住徐向前的手，感慨道：“向前同志，你受累了！”徐向前情绪激动，回应道：“毛主席，我一直盼着能见到您！”毛主席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微笑着说道：“我也同样期待与你相见！”
接着，毛主席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向徐向前颁发了一枚五星奖章。他特别赞扬了徐向前在建立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期间，指挥红四方面军所取得的显著军事成就。
在后续的交流中，徐向前再次向毛主席表达了希望离开红四方面军，转调到中央工作的想法。对此，毛主席微笑着回应：“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的工作非常出色，成功建立了两大苏区，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面对毛泽东的表扬，徐向前依然保持低调态度。他诚恳地表示："我的能力有限，经验不足，建议组织上考虑给我安排其他更适合的岗位。"这种谦逊的回应，既体现了他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识，也展现了他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徐向前没有因领导的肯定而沾沾自喜，反而主动提出调整工作的请求，这种务实作风值得称道。
毛主席并未直接回应，而是继续与众人探讨了北上作战的相关事宜。
此次会面时间虽短，却让徐向前感触颇深。他观察到毛泽东举止从容、气度不凡，周恩来思维敏捷、谈吐出众，朱德为人亲切、毫无架子，而张闻天则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这些领导人的独特魅力，给徐向前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徐向前回忆道，在芦花那次会面中，他首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博古等中央高层领导。面对这些重要人物，他既感到兴奋又有些紧张，内心充满敬意。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向他颁发了一枚五星金质奖章。徐向前强调，这枚奖章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英勇战斗精神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这次原本应该团结一致的会面，因为张国焘私欲的急剧膨胀，最终偏离了初衷。
中央红军兵力缩减至不足3万，而红四方面军则拥有8万多人，这一悬殊对比让张国焘萌生了夺取中央最高领导权的念头。他公开反对北上方针，并暗中阻挠红军执行既定的抗日战略部署。
在毛儿盖举行的会议上，中央成功劝说张国焘同意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穿越草地继续向北进军，目的是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决策标志着红军战略调整的关键一步，旨在扩大革命影响并巩固根据地。
红军主力分为两支队伍向北方进发。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指挥的右路部队穿过草原，直奔班佑。与此同时，朱德、张国焘和刘伯承带领的左路部队也经过草原，先抵达阿坝，随后继续前进至班佑与右路部队汇合。中央领导层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人则跟随右路部队一同行动。
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突然改变主意，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他以葛曲河水位上涨和粮食短缺为理由，提出要调整原定的北上计划，试图迫使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转向南下。这一举动直接违背了中央的决策，引发了严重的分歧。
9月，毛泽东与徐向前、陈昌浩共同向朱德、张国焘发送电报，指出在当前形势下，红军依照既定方案向甘南推进将带来显著优势。同时，电报还提到右路军计划派遣队伍运送马匹、牦牛及粮食至阿坝地区。
9月3日，徐向前和陈昌浩接到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内容是经过上游七十里的侦查，发现无法架桥或涉水过河，部队的粮食储备仅够维持三天，且草地行进困难，因此决定次日开始用三天时间全部撤回阿坝。
徐向前对张国焘的转变深感困扰。他个人倾向于带领部队跟随中央北上，但无法左右部队的动向，因为陈昌浩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
在与陈昌浩的对话中，徐向前坦言：“我的能力有限，在四方面军的工作让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希望能到中央去承担一些更具体的事务。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方面经验丰富，而且曾在苏联深造，我觉得他更适合接替我的位置。”
9月8日，张国焘发现之前的暗示没有效果，便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直接下令让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向南行进。
接到张国焘的指示后，一直唯其命是从的陈昌浩突然转变了态度。他原本支持中央带领部队向北行进，现在却对徐向前提出了新想法：“咱们尽量争取让左右两路军队一起北上，要是实在不行，也可以考虑往南走。”
徐向前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内心充满了难以排解的焦虑。
经过慎重考虑，徐向前最终决定说服张国焘北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再次联合向张国焘及左路军其他指挥官发出电报，指出：“如果左路军继续向南推进，将会面临极其不利的局面……我们应在阿坝和卓克基补充物资后，立即调整路线，向北行进。”
9月9日，张国焘向中央发出电报，明确表示不支持北进计划，坚持主张南下。他还秘密向陈昌浩传达指令，要求“南下，并在党内展开彻底斗争”。然而，这封密电意外地先落到了叶剑英手里，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事件。
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叶剑英的智慧，用"诸葛亮一生谨慎，吕端处理大事从不糊涂"来比喻。对于徐向前的决定，毛主席也表示充分理解，并未加以责备。
当张国焘采取极端手段时，徐向前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都是红军，何必内斗？党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可以通过沟通解决，最终总能达成一致。一味指责中央，随意开除或通缉同志，只会让敌人高兴，自己人伤心。即便中央某些决策存在问题，我们也不能采取这种极端方式。现在搞出两个中央的局面，敌人知道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由于在战斗中接连受挫，再加上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张国焘被迫放弃了他擅自成立的所谓“中央”。这一决定是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作出的，标志着张国焘独断专行的局面告一段落。
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带领的部队抵达了会宁。这一天，红一、二、四方面军成功汇合，标志着红军的大会师圆满达成。战士们个个脸上挂满了喜悦的笑容，场面充满了胜利的欢庆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