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推行了"耕者有其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显现出诸多问题：农民抗灾能力薄弱、部分弱势群体难以独立耕作、农业生产缺乏统筹规划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并受到苏联集体化模式的启发，我国农业政策逐步从个体经营转向互助组和合作社，最终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小岗村提出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是对原有农村集体体制的一种突破，本质上是"耕者有其田"理念的再次实践，并未引入新的理论内容。这一改革过程充分证明了实践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标准。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集体化时期，农村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升。公社和大队均设有拖拉机站，其中公社拥有的拖拉机数量通常多于大队。此外，各级单位如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配备了多种农业机械，包括用于喷洒农药的设备。集体化推动了大规模农田改造和水利工程建设，如梯田和红旗渠等引水工程，这些至今仍是农村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个体化经营难以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便有资金支持，也难以动员足够的劳动力。在集体化时期，农民普遍具有较高的集体意识，他们在劳动中既不刻意偷懒，也不过度拼命，但会因懒惰行为受到集体的鄙视。经过多年的集体努力，农田得到了有效改造，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

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否真的缺乏效率？在土地承包制推行之前，许多地区已经配备了大型农机设备，但分田到户后这些设备却被当作废品处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大多数农户已经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如果要说贫困问题，难道现在就不存在了吗？客观地看，农村集体化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征购指标，之后才能分配口粮。如今，农民既不用缴纳公粮，也没有统购任务，农业税也被取消，实现了完全自主经营，怎么可能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

在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和大队里养了一批只拿工分不干活的闲职人员，这直接拉低了生产效率。一个生产队通常有十几个人完全不下地干活，即使在农忙时节，每天下地干活的也就30来人，平时平均只有20个人在劳动。那些天天辛苦劳作的农民，到了分粮的时候，拿到的工分还不如这些不干活的人多，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换作谁都会感到愤怒。

在生产队时期，我也参与过集体劳动，后来实行包产到户，我也体验过单干的模式。单干时，一到播种季节，每家都抓紧时间，几亩地很快就种完了。每户都要买四五袋甚至六七袋化肥，而生产队时期，四十多户人家用的化肥总量远不及包产到户后的用量。产量自然也就上去了。生产队时期，资金有限，化肥使用量不足，而包产到户后，农民即使借钱也要多施化肥，产量显著提升，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农家肥虽然能增强地力，但效果不明显，化肥则立竿见影。农民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他们自己当家做主，愿意加大投入，这也推动了农资行业的发展，市场需求成为科技发展的推动力。

1982年，贵州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粮食产量并未显著提升。很多农民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收成，然而，对于那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来说，粮食短缺问题依然存在。随后，国家通过释放储备粮并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才使得农村粮食供应逐渐自给自足。如今，国家大量进口粮食，许多农民依赖购买商品粮维持生计。农民的富裕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工业发展，仅靠家庭承包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家乡有句老话说“要饭三年，连锅都不想支了”，意思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靠乞讨为生，他就不愿意再自己动手做饭了。不过，这得有个前提，那就是乞讨能让他吃饱。要是连饭都讨不到，谁还愿意靠这个过日子？人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集体生活，那些三四十岁的壮劳力从来没自己安排过农活，突然要自己管理土地，又没有完整的农具，有多少人愿意单干？小岗村那几十个人冒险分地，主要是因为有些懒汉不干活还能分到粮食，而拼命干活的人却跟着一起受穷。所以，他们偷偷分田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觉得真正愿意单干的人其实不多。但既然上面有政策要分田，大家心里都明白，再不努力就得饿肚子了，以前偷懒的人现在也不敢再偷懒了。

老话说得好，勤劳的人总会有好收成。虽然单干种地确实能提高产量，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时代在变，人们的想法也在变。当时分田到户的做法确实符合当时的情况，但随着社会进步，这种方式迟早要改变。当时国家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想想看，如果不让农民自己种地，他们能进城打工吗？没有农民进城，工厂哪来的工人？我们看待过去的事情，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最重要的是推进农村改革，让农业真正发展起来，这才是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