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三国史，先后开了两大先河：

一是曹丕开了权臣篡位的先河。即：先称公，再称王，后封禅称帝，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也是照着这样的模式复制的，甚至连立国之本复制的都是曹魏。

二是司马昭开了当街弑君的先河。

可以说，无论是曹魏，还是司马晋，都是通过“以下欺上”的血腥手段获得的皇权，可谓是名不正、言不顺，礼乐崩坏。

汉代初期，以“法道融合”为治国思想，“忠君爱国”思想似乎还未形成；文景时期，强调儒家的礼与德，并且逐步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自此，拉开了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序幕。

▲曹丕

例如：儒家倡导的“五伦”（也有认为是“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即：忠、孝、悌、忍、善，“忠”就排在了第一位。汉代无名氏所作的《礼纬·含文嘉》中较早地提出了“三纲”的理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对于君臣之间的礼义之道，孟子更是直接称之为“忠”。

这些，无一不是在倡导“忠君”的思想。

纵观历史，“忠君爱国”的思想几乎贯穿了历朝历代。

然而，魏晋的得位却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似乎背道而驰，又怎么敢提“忠君爱国”这样的治国思想，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揭自己的伤疤吗？

那么，魏晋又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治国思想呢？那就是“以孝治天下”，而这则是晋武帝司马炎在建国初期颁布的一个法令，旨在通过提倡孝道来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巩固统治地位。

相对历朝历代，在魏晋的史书中，记载的孝子事迹，也是最多的。例如：《晋书·孝友传》记载的孝子有14人；《晋书·列传》中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粗略统计有55人。

▲司马炎

甚至，在晋时的不孝之罪等同于谋反。例如：《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之言：“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对不孝之罪的处罚有多重了。

因此，在魏晋时期，想要整倒一个人，或想要搞臭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不孝”的大帽子。

也可以说，魏晋朝代，孝的道德约束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强度。即使犯了破坏礼法的罪，也比犯“不孝”的罪名轻多了。例如：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以放荡不羁而著称，虽有调戏妇女、破坏礼法之罪，却没有一个因“不孝”而受到拖累。

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字中含有“孝”字的人也是最多的。例如：《魏书》中记载的有李孝伯、崔孝直、崔孝政、崔孝忠、杨孝邕、王孝康、张孝直、裴孝才等30人；《晋书》中记载的有侯史光字孝明、夏侯淳字孝冲、马隆字孝兴、熊远字孝文、王恭字孝伯、续咸字孝宗、顾和字君孝；仅三国时期，以孝为字的名人就有27人之多。

当然了，以“孝”为名字者也并非都是孝子，但像魏晋南北朝如此集中、如此普遍的时代却是一个特例。

甚至，承接两晋的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更是开创了封建帝王第一个以“孝”字作为年号的朝代，即“孝建”。其后的，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年号是“孝昌”；北魏北海王元颢的年号是“孝基”。

▲《晋书》

同时，魏晋南北朝开启了历史上以“孝”字命地名的风尚。如：河南洛阳市有条河，名为“孝水”，就是在哪时起的。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创了在正史中给孝子立传的先河。例如：西晋三大孝，即：王祥、何曾、荀顗，都有立传。

不过，“以孝治天下”，不仅能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同时还是有助于减少家族内部纷争、保持家族稳定的一个有效措施。

针对以上种种，难怪鲁迅会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自此，“以孝治天下”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主要治国纲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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