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是大学问家，他的论文《老聃·关尹·环渊》曾经影响很大，郭老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子》的作者不是老子，而是老子的弟子环渊。

他的重要依据是司马迁的《史记．孟荀列传》，因为孟子、荀子都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担任“稷下先生”，所以涉及到其他稷下学者：

“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而“上下篇”正是《道德经》的另一名称，即“道篇”和“德篇”。

上文提到环渊有“上下篇”，而在《老庄申韩列传》同样也有“上下篇”：

司马迁在《老庄申韩列传》中写道：“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问题是：司马迁两次提到“上下篇”，一次是春秋末期的老子所写，一次是战国时期的环渊所写，二人相隔至少近200年。

两者看起来根本没有关系。但郭老说，有联系：

老子虽然写了《上下篇》，但“环渊著上下篇是史实，而老子为关尹著上下篇之说是讹传，但讹传亦多少有其根据，所根据者即是环渊著上下篇的那个史实。现存老子《道德经》是环渊所著录，由史实与讹传两方都算得到了它的证明。”

因此，郭老说：“环渊别号为关尹，汉人望文生训，便说为“关令尹”。

然后，郭老展开论证。

我们不免再问：稷下学宫以“黄老道学”为主导，很显然在战国中期，因老子思想和齐国道法思想的包容性，故为诸子所推重，不然，哪有号召力，诸侯国的各家学者谁愿意来此教书或学习？百家争鸣的策源地又怎能形成？

庄子生活在稷下学宫创办的时期，他的作品里到处引用老子原文，还写到老子的弟子杨朱与墨子辩论的事，孟子感叹道：“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老子弟子杨朱尚且如此赫赫有名，能说老子之学仅仅是一个传说吗？

而郭老给出的答案很简单：

“一、老子上下篇乃环渊所录老聃之遗训，唯文经润色，多有失真之处，考古者须得加甄别。二、环渊即关尹、它嚣，因音变与字误而成为数人。”

我们禁不住还想提问：关尹喜是老子时期人，怎么就跟战国时期的环渊、它嚣成了同一个人？

当然，这些问题，郭老都有论证，他说：老子是战国人，证据在《庄子·天下》里，庄子对人物的排序是：

“墨翟、禽滑厘、宋鉼、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都是战国时人，而年代亦显有次第。”

郭老认为，庄子是按照人物的年代“次第”排列的，老子在尹喜之后、庄子之前。

按照郭老这一说法，荀子的《非十二子》的人物：它嚣、魏牟、陈仲、史鱼酋、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也应该按照郭老的“年代”重新排定，将邓析放在第一位。

郭老的论证实在让我们看不透他的逻辑，他在前面说：

“孔子曾以老子为师，除上述《庄子》及《吕氏春秋》之外，在儒家典籍中已是自行承认的……”

“足见孔子以及其弟子们并不以孔子师事老聃为耻辱，我们用不着采取后儒的狭隘的门户之见，要把老子的存在来抹杀。其实老子做孔子的先生是毫无媿色的，而老子有过孔子那样的一个弟子在秦汉以前也并不见得怎样的光荣。”

然而郭老笔锋一转，又以《庄子》中人物出现的先后为据，证明老子是战国时期人，而且晚于墨子、慎到等人，仅仅早于庄周。既然是孔子的老师，为何在这里又晚于战国诸子？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庄子》中出现的老子，有二十多次直接与孔子有关，比如孔子问道、孔子要保存书籍，孔子回答弟子问中提到“老聃”，等等，故事可以编造，场景可以置换，但人物不是编造的，思想不是编造的。

何况，在环渊之前早就盛行黄老之学，不然，齐桓公田午为何要以黄老之学作为教学主导，而吸引到了环渊这些老子后学呢？这也是汉代人编造的吗？

读了几遍，终于理出一点门道：原来郭老的做法，就像胡适反驳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人的“老子晚于庄子”时所说“丐词”，即“预期理由”，先立论，后论述。

于是：老聃就是关尹，关尹就是环渊。有这样的立论，就可以质疑历史和文献，重新“安排”历史脉络和人物关系。

如果郭老能见到抄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楚墓郭店简的出土，会作何感想？也会认为楚简《老子》也是战国时期的环渊所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