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头几年，全国不少乡下的地方开始推行包产到各家各户，这种做法挺符合当时农村的生产能力，一出现，就深得农民朋友们的喜爱。这里面做得挺出色的要数安徽省，1961年，在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主持下，安徽搞了个“责任田”制度，结果那一年，安徽全省的粮食产量达到了900多万吨，比新中国成立以后粮食产量最高的1959年还多了200万吨。

1961年冬天12月份，毛主席找曾希圣聊了聊，说：“现在生产慢慢好起来了，咱们要不要把之前的‘责任田’制度再给搞回来呢？”

曾希圣回应道：“老百姓这才刚开始尝到点甜滋味，咱要不要让他们再接着干一阵子？”不过，对于这事儿，毛泽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1962年年初时，毛主席想实地摸摸包产到户的底，就派田家英带着个调研小组去湖南走一趟。那时候，田家英跟毛主席的心思一样，都不赞同包产到户。往前说到1961年3月份，田家英读到一份讲包产到户的资料，里面提到好多缺劳力的社员，特别是那些孤儿寡母的，在生产生活上都碰了大难题，看得他眼泪都快下来了，赶紧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

事情搞砸了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碰到难关时，又想着搞分田到户，把没依靠的群众晾在一边，这样做，咱们共产党人在心里是过意不去的。为了从错误里学点啥，拿包产到户当个尝试还行，但不能到处推广。咱得坚定地靠集体经济挺过难关，发展生产，这个方向不能变。

1962年3月快结束时，田家英带着他的调查队伍到了湖南韶山。他们一进村子，就碰到了一个没想到的事儿：社员们大都希望能“分田到各家”。原来啊，农民朋友们都觉得，现在实行的农业规矩，虽说让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好了点，但农村的经济难题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大家的干活劲头也没完全提上来。要想真正让农村经济恢复活力，还是得按户来算，每户管好自己的那一小块田地。

调查组里头的丁伟志事后讲起这事儿：

他们特别有底气，觉得只要能让“田地分到各家各户”，就一定能把生产和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这对国家和农民来说，绝对是双赢。村民们一个劲地劝说，说得头头是道；调查组的同志们呢，听得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田家英听完乡亲们这些话后，没急着发表看法，他跟调查组的同事讲：“碰到事儿咱们得先谦虚点，多听听大家的意见，跟人和和气气的。”他还叮嘱大家，得好好去做调研，弄出几份像样的研究报告来。

之后，在田家英的指挥下，调查小组陆续完成了《大坪大队概况》和《唐家坨现状》两份报告。1962年6月上旬，田家英安排丁伟志等三人赶赴安徽无为县，实地了解包产到户的实施状况。丁伟志他们一到无为，就迅速开展调研，不久就提交了《包产到户问题调研报告》。这份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说起现在的农村，特别是搞了“包干到户”的地方，那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荣光景。大伙儿，不论男女老少，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家，干劲儿十足。到处都能看到成群的鸡鸭，池塘里鱼虾满满，家家户户吃得饱穿得暖。这情形，明摆着这儿又要变回长江边上有名的“大粮仓”之一了。

这年7月份，田家英把一篇名叫《包产到户问题调研报告》的东西，发在了中央办公厅的那个《内部通讯》上。这么一篇说话直接、立场清楚的报告，田家英竟然敢放到中央办公厅的内部资料里，还直接摆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上，这明摆着他是挺赞成包产到户的。

调研搞完后，田家英跑到上海，把调查小组弄出来的那份报告，给了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还另外寄了一份给在北京的刘少奇。刘少奇和陈云瞅了瞅报告，都觉得这报告说得挺清楚，写得挺不错的。可毛泽东呢，反应就不咋热情。后来田家英当面给他汇报时，他还发了脾气：“咱们是得走群众路线，可也不能啥都听群众的。比如说搞包产到户这事儿，就不能听他们的！”

7月8号那天，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又把田家英叫了过来。田家英详细地给毛泽东讲了讲这次调研的事儿，还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全国大概有三成的农民在搞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而且这数字还在往上涨。咱们与其让农民自己瞎摸索，不如有个领导带着搞。以后啊，可能四成的农民都会走这条路，剩下的六成还是集体或者半集体的。但这都是暂时的，等生产恢复了，咱再把农民带回集体经济的大道上。”

听完毛泽东的话，田家英被问住了，毛泽东想知道：“你是觉得咱们该主要靠集体经济呢，还是让个体经济唱主角？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听了谁的想法？”

田家英立刻反应过来，毛主席以为他讲的话是受了其他领导的影响。为了维护中央领导们之间的和谐，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揽下了这事儿：“这是我自个儿的看法。”

在北戴河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没过多久，毛泽东就两次直接指出了田家英的问题。打那以后，田家英就很少参与中央文件的撰写了，也没再去做过调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