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与毛主席的结合，经历了战火中的携手、长征中的磨砺，也伴随着无法调和的性格分歧。刘英作为革命战友及贺子珍的好友，直言两人婚姻的不合，成为历史中的一段真实写照。

1927年，贺子珍踏上了井冈山，这片革命的圣地也成了她与毛主席第一次相遇的舞台。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贺子珍，虽然年纪轻轻，却在革命的道路上有了一定的积淀。

毛主席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虽然她身材娇小，但气度非凡。

两人第一次正式接触，贺子珍站在毛主席面前，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毛主席深深的崇敬之情。毛主席，也发现了这个年轻女子身上那股革命的干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接下来的日子里，贺子珍参与了毛主席身边的多项工作。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

贺子珍的工作能力让毛主席颇为欣赏，她不仅能迅速适应井冈山上复杂的革命工作，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帮助组织起许多有效的革命行动。

她勤奋踏实，雷厉风行，总是能在紧张的工作中带给毛主席很大的帮助。经常看到两个人并肩而坐，挑灯夜读，讨论革命的未来。在思想与革命的碰撞中，他们的关系逐渐从工作伙伴转化为心灵的依托。

毛主席从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欣赏和赞许。在战斗间隙，他们分享彼此的思想与梦想，彼此的心灵渐渐贴近。对于毛主席来说，贺子珍不仅是他坚定的支持者，还是他心灵的伴侣。

1927年10月茅坪安家会议上，毛泽东摒弃了当时党内对绿林武装“缴械改编”的教条做法，创造性地提出“团结改造”方针。

这一决策背后，贺子珍发挥了独特作用：她既能用当地方言向王佐解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能将山民诉求准确转达给前委。

据当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战士回忆，在解决袁文才部索要枪支的棘手问题时，贺子珍巧妙提议“以枪换人”，既保住了袁部的面子，又为红军输送了200名新兵。

当湖南特委代表周鲁误传中央决议开除毛泽东党籍时，贺子珍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坚持协助毛泽东进行边界土地调查。

在酃县中村，两人共同整理的《井冈山土地法》原始数据，包含了桂东县三个乡514户农民的详细田亩记录，这些用毛边纸装订的册子，至今仍保存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1928年，毛主席和贺子珍正式结为夫妻。

既无传统婚仪也无浪漫宣言，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签署的《边界特委工作条例》——这份文件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必须参与挑粮运动。

历史学者在宁冈县档案馆发现的挑粮收据显示，1928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共同完成挑粮任务21次，累计运送稻谷1700余斤。

随着长征的脚步逐渐深入，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婚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长达几千公里的跋涉与极端恶劣的环境，使得夫妻二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个艰苦的时期，不仅考验着他们的身体耐力，也考验着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和支持。

刚开始，贺子珍并未因为长征的艰辛而有所退缩。始终站在毛主席的身边，为革命事业付出自己的一切。无论是日夜不息的行军，还是与敌人的激烈战斗，贺子珍从不落后。

她曾多次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与勇气，哪怕在极度疲惫和伤病交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坚持带领队伍前行。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不屈的力量，成为毛主席心灵的依托。

随着长征的深入，她的健康开始严重恶化，长期的疲劳积累让她感到无法承受的痛苦。在一次敌人偷袭后，贺子珍背部被炸伤，血流不止，命悬一线。

毛主席守在她的床前，眼中满是焦虑与担忧。在外界普遍认为贺子珍不可能生还的情况下，毛主席用极大的勇气和决心，誓言不离不弃，亲自安排将她抬上担架，带她走过那段生死未卜的艰难时光。

贺子珍的病痛和精神上的疲惫，开始让她变得更加敏感和焦躁。她对毛主席的关心需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这种无法预料的战斗和生死边缘，她渴望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

她时常陷入对家庭的思念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之中，毛主席的冷静和忙碌让她感到孤单。

这种情感的落差，让贺子珍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波动。她时常因为感到被忽视而愤怒，甚至开始对毛主席的态度产生了怀疑。

事后她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但内心的不满与委屈，还是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毛主席面对贺子珍情绪的爆发，更多的是以一种冷静的方式进行劝解和疏导，他当然知道贺子珍想要什么，但在国家面前，个人私事只能后退。

贺子珍曾多次要求毛主席抽出时间关心她、安慰她，而毛主席则认为，这种情感的依赖性会让革命事业受到影响。因此，毛主席总是劝她多看书，增强思想觉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贺子珍却未能完全理解这个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矛盾愈加激化。

长征的艰难岁月，革命事业的重担，逐渐让两个人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贺子珍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失落却与日俱增。毛主席一直忙于处理革命的事务，没有时间关注她的情感需求。

在多次的争吵之后，贺子珍的情绪开始失控，性格中固执的一面使她未能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一次争执，都是一层层压倒这段婚姻的重压。毛主席虽然也曾试图通过劝解、宽容来化解矛盾，但由于两人性格差异的根本问题，始终未能取得成效。

贺子珍的脾气急躁，无法做到理解毛主席的繁忙与责任，而毛主席则认为贺子珍的反应过于敏感，且未能适应革命生活中的艰苦与挑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贺子珍决定前往上海接受治疗，毛主席反对她在此时刻离开。

毛主席坚持认为，当前的抗战形势严峻，贺子珍应该留在他身边，而不是贸然外出。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贺子珍毅然离开了毛主席，跟随伤员们一起前往上海治疗。她的离去，标志着两人婚姻中的最后一道裂痕的形成。

在上海，她原本计划着好好治疗自己的伤病，然而，上海战局复杂，形势严峻，她又不得不决定前往苏联。

在苏联，贺子珍的身体并未得到明显好转，反而由于孤独与失望，她的情绪变得愈加低落。她在苏联经历了更为艰苦的生活，失去了她与毛主席的孩子，这一打击让她陷入了绝望。情感被无尽的悲伤所吞噬，毛主席的缺席使得她对婚姻的忠诚和信念进一步动摇。

两人的理想、愿望、价值观，在长时间的分离和压力下，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子珍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她被安排接受治疗，但这些治疗并没有使她完全恢复。她的内心依然充满了不安与迷茫。孤独、痛苦、失落让她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困惑，而毛主席的冷漠也加剧了她的精神崩溃。

她曾经努力试图联系毛主席，告诉他自己的感受，但毛主席的回信简短且冷静，这使得贺子珍更加感到自己与毛主席之间的距离不可逾越。

毛主席在她离开后经历了新的生活与革命进程，贺子珍则深深陷入了自己孤独的生活中，失去了与毛主席最初的那份情感纽带。

作为毛主席身边的重要革命战士之一，刘英与毛主席不仅是同志，也是亲密的朋友。她参与了红军长征，并且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如中央队秘书长等。在革命过程中，刘英始终与毛主席并肩作战，见证了毛主席在革命事业中的成长和变化。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同胞姐妹，刘英与贺子珍一同经历了长征、战斗和艰难岁月。她们曾是并肩作战的朋友，互相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刘英也看到了贺子珍在婚姻和个人情感中的挣扎。

作为毛主席身边的长期战友，刘英亲眼目睹了毛主席与贺子珍这段婚姻从初识到最终的破裂。在刘英看来: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婚姻充满了革命的豪情与理想，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刻的性格差异和生活上的不协调。

刘英曾亲眼看到毛主席和贺子珍在革命斗争中的互相支持，尤其是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贺子珍无畏地承担着革命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给予了巨大支持。刘英对贺子珍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心生敬佩，感叹对方不愧是主席的妻子。

刘英记得有一次，贺子珍为了给毛主席补身体，做了一道她认为有益的炖汤，但毛主席并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两人因此大吵一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了两人婚姻中的根本问题。

贺子珍虽然为革命事业献身，但她的脾气过于急躁，缺乏足够的包容心，这使得她和毛主席在性格上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冲突。

刘英能够理解毛主席的无奈，也深知贺子珍的痛苦，尤其是贺子珍因失去儿子而精神受到打击时，刘英在苏联陪伴了她，尽力安慰并鼓励她。

在两人彻底分开后，她曾在一次对毛主席的谈话中说道：“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这句话精准地揭示了刘英对毛主席与贺子珍婚姻的深刻看法。她意识到，这段婚姻的失败并非单纯由外部因素所致，而是深深植根于两人性格和思想上的不匹配。

在与贺子珍的交流中，她曾提到过：“我记得你年轻时的热情与坚定，但生活与革命的艰难，使得你变得越来越沉默与焦虑。”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刘英就是这段婚姻最好的见证者，婚姻本就是相互磨合，谁对谁错很难说清。

在刘英晚年，回忆起井冈山和长征时期的种种，她曾说：“我对贺子珍是很爱怜的。但她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是不大般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