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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康乾盛世，大家往往先想到康熙的英明神武和乾隆的风流潇洒，而夹在他俩中间的雍正皇帝，却好像总是被人遗忘，甚至被误解。两百多年来，雍正的形象一直没能像他儿子乾隆那样光彩照人。

在很多人心里，雍正是个严厉、苛刻、小气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个大方、宽容、仁慈的好皇帝。为什么在康雍乾这个连续的时代里，人们只认康乾盛世，却故意把雍正撇在一边呢？

雍正的“不受欢迎”，或许从他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就开始注定了。他上台后，立即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

这一举措，无疑是在康熙朝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头上炸响了一颗惊雷。那些年来，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无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官员比比皆是。

这些官员们哪经历过这样的风暴啊！他们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到来。终于，在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即位。

乾隆皇帝即位后，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这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于那些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的各项银两，全都豁免，有关服刑人员也一律宽释。

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心生不满。在官员们看来，雍正就是那个让他们度日如年的“暴君”，而乾隆则是那个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明主”。

然而，雍正的“苛严”并非仅体现在对官员的严厉惩处上。他推行的另一项政策，更是将其“苛严”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要求绅衿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同样承担差役和缴纳粮税。绅衿，即那些士大夫们，历来是封建王朝稳固的统治基石，因此他们一直受到统治者的特殊眷顾。

这些士大夫们享有着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比如以儒户、宦户的身份免于差役和徭役，无需缴纳额外的耗羡钱粮等。而这些本应由他们承担的负担，自然而然地就被转嫁到了平民百姓的肩上，或者导致了国家收入的减少。

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敢打破这样的天经地义！从雍正元年开始，他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

这一命令一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让读书人和农民一样承担差役、缴纳粮税，这不是要让读书人的体面荡然无存吗？各地士大夫因此频繁与地方官员发生冲突，而雍正也因此在士人心中留下了“毁坏斯文”的深刻印象。

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他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恢复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对比更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人们很自然地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这样的形象塑造，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雍正的误解和偏见。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审视乾隆那些所谓的丰功伟业，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乾隆皇帝在位期间，虽然也进行了许多建设性和改革性的工作，但他的统治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庞大的财政支出。无论是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还是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都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支撑。

花钱，总是件讨人喜欢的事儿。不管这钱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只要银子撒出去，总有人感激涕零。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心花怒放；另一方面，银子堆下去，多少也能堆出些政绩。

再者，只要不在乎钱，打击贪污腐败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却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好处不说，还断了别人的财路，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

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雍正，就是这样一个“笨”且“命苦”的执政者。他终其一生，都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他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力图整顿吏治，充盈国库。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

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这个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乾隆即位后，可以大手笔地花钱，搞工程、上项目，因为他有一个健康的国库和高效的行政体系作为支撑。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但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

乾隆喜欢花钱，搞大工程、大项目。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收到钱的人，比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老百姓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也可能因为增加了就业机会而支持这样的官员。在官员治理上，乾隆倾向于“宽容为本”，营造和谐氛围，注重“团结”，使得官员们都感受到如春风般的温暖。

这样的官员，往往既能取得“政绩”，又赢得人心，很可能被视为德才双馨的楷模，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这种“慷慨大度”的背后，却隐藏着国家财政的日渐枯竭和官员腐败的蔓延。与雍正时期相比，乾隆时期的官场风气可谓截然不同。

雍正时期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致力于增收节支，对于建设项目会进行审慎评估，不达标则绝不贸然启动。他们给人一种节俭甚至苛刻的印象，这种风格也体现在他们的政策制定中。这样的官员，往往不太受人欢迎，如果没有上级的赏识提拔，他们的前程也会显得比较黯淡。

但笔者并非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非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比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

理想的状态是，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可以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也可以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然而，在现有的体制下，当乾隆式的官员对人们的吸引力实在是比当雍正式的官员要大得太多了！

“朕即国家”的终身制皇帝尚且喜欢当乾隆，更何况今天这些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钱的官员们呢？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员一定要远远多于雍正式的官员。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乾隆式官员的缺点就会集中凸显出来。

在人人都想当乾隆的情况下，想让这些官员在决策时保持完全冷静的头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对人对己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不大现实的。这就导致了官场腐败的滋生、国家财政的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雍正和乾隆的统治风格和名声之所以如此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统治政策和作风截然不同。雍正注重实际、开源节流、整顿吏治；而乾隆则喜欢花钱、搞工程、宽大为怀。这两种风格各有利弊，但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

可惜的是，在现实中，这种平衡往往难以被找到。乾隆式的官员因为其“慷慨宽厚”而备受追捧，而雍正式的官员则因为其“吝啬严苛”而备受冷落。这种现状不仅影响了官场的健康运行，也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两种统治风格和官员类型。不能一味地追求“慷慨宽厚”而忽视实际问题和财政状况；也不能一味地强调“吝啬严苛”而忽视人情世故和官员的积极性。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才能实现官场的健康运行和国家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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